《上海文学》“鲁奖作家特辑”滕肖澜:上海底片(上)

编者按：2014年上海作家滕肖澜、批评家程德培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本期，我们与读者分享他们在《上海文学》上刊发的佳作——滕肖澜的中篇小说《上海底片》，程德培的批评文章《“镜子”里外都是“镜子”——铁凝小说论》

上海底片 （上）

滕肖澜

我常常想起那段岁月，其实只隔了十几年，却似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了。连天空的颜色都不同，淡青色，偏暗，像蒙了层薄薄的灰，是磨砂的效果。光圈调到极低，从口径里漏些光进来，镜头上贴层膜，把光线再滤掉一层——只需在技术上稍作处理，便有了腾挪时空的功效。同样是外滩的上海总会，文艺复兴式风格的建筑，镜头下便是另一番模样，青黑色打底，六根爱奥尼克立柱顶端呈漩涡状，像女人的长波浪，还不是如今那种随意的造型，而是笔直地垂下，只在底端卷曲，直的直，卷的卷，泾渭分明。早些年曾时兴过一阵的风格。除了这，即便是在普通民居，气质也是不同，耳里听到的沪语，比现在要多得多纯得多，触目间，衣服颜色也单调得多，不是灰便是蓝，要不就是黑色。还有人身上那种摒气凝神的态度，即便是吵架，声音也是往里收的，点到为止。那时人的经典表情是有些露怯的笑容，彼此保持着距离，客气、拘谨，透着处世的矜持，各行各路，冷暖自知。不似现在，连尘土都在拚命往上飞扬。

父亲扔给我一本《西餐礼仪入门》。连着几天，母亲都煎了牛排，让我练习刀叉。大伯夫妇从美国回来，下榻希尔顿。周末与我们约在宾馆吃西餐。为了这次碰面，父亲给我买了一条新裤子，拿熨斗烫出两条笔挺的筋，上身配白色短袖衬衫，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他叮嘱我，多微笑少说话，刀叉绝不能碰撞发出声音，席间如果上厕所要说“excuse me”。母亲到理发店做头发时，带上我，让我给她些意见。我坐在角落，看理发师先把母亲的头发润湿，分出发片，涂上烫发水，再将每片头发按同一方向旋转上好发杠，套个薄膜帽子，整个放到烫发器下去蒸。完成后，我看着她湿漉漉的满头小卷，说，不灵，还不如本来呢。她说这是礼貌，赴客人的约，做头发显得隆重。我说，去外婆家吃饭，你怎么从来不做头发？她说，外婆家都是自己人。我说，大伯也是亲戚。母亲便停了停，叹道，再亲的亲戚，几十年不见，也成陌生人了。

周末，一家三口盛装出席，叫了出租车，径直到希尔顿门口。那是我第一次到五星级饭店，推开玻璃旋转门的那瞬，触目便是一片亮，每寸地方都在反光。母亲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一路发出清脆的“叮叮”声。冷气很足，空气里弥漫着不知名的香水味。到处都是穿西装的人，神情闲适、优雅。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的钢琴声，轻轻回旋着。

侍应生把我们带到座位上。大伯与大伯母站起来迎接。大伯身材高大，脸色红润，鬓角有些泛白。相比我们的正式，他们反而穿得随意。大伯是夹克衫牛仔裤，大伯母则是一套咖啡色裤装，不施脂粉，只在颈里挂一条珍珠项链。大伯轻拍我的头，叫我“弟弟”，说曾经见过我的满月照，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他们的上海话听着有些别扭，应该是长期在国外讲英语的关系。大伯母拿出一台理光相机给我，说是见面礼。父亲母亲使劲地推辞，但拗不过她，只得收下。又示意我致谢。我拿着相机，不知怎的，竟憋出一句“Thank you”。那种场合，五星级饭店，对着两个归国的华侨，好像自然而然就说了英语。很是应景。事后父亲对我说，应该加上“Very much”，那就更好。

侍应生送上菜单。我点了牛排，五分熟。端上来牛排泛着血丝，便有些后悔，该说“七分熟”才是。半生的牛排切起来有些吃力，与前几天练习的范本完全不同。我竭力保持着冷静，脸上微笑，刀下使劲。大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母亲平常语速很快，现在则放得很慢，说一句，笑一下，再吃一块肉。坐姿优美，腰挺得笔直，微微前倾，拿刀叉的小手指稍稍翘着，咀嚼时闭着嘴，完全听不见咂巴咂巴的声音。所以母亲说的没错，大伯是客人而不是亲戚。像外婆、舅舅、舅妈、姨妈、姨父那样的，才是亲戚，团团坐一桌，热乎乎地聊天。厨房总有人在忙碌，这边叫“这么多菜，别烧了”，那边探出个头，“慢慢吃，汤还没好呢”。遇到谁的拿手菜，便换个位置去厨房，说这菜我来烧。上来一道，不管是好是坏，都会品评一番。各家的近况，工作、小孩、身体，都是话题。那样的环境，坐着躺着放屁打呼都不是问题。亲戚嘛。可突然间，天上掉下个大伯，去世爷爷的长子，父亲的大哥，老法里应该算是嫡亲的，解放前跟着爷爷去了香港，辗转又到美国定居，落地生根，父亲与他差了十来岁，当年还在襁褓里，那样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大家子好几十口人，难免有顾不全的，父亲便是被奶妈带大的，连亲生爹妈什么样都没见过。初时还有书信来往，越到后面就越是艰难。间中也曾托人七拐八弯带些东西进来，比如罐头、衣物什么的。再往后就彻底断了一阵。也不知是如何又联系上的。

大伯问我，平常喜欢做些什么。我正在犹豫，父亲替我回答，看书、打球、偶尔也写几笔大字。我脸上有些热。大伯指着我手里的相机，说，以后空下来，可以拿这个拍照，再把照片寄到美国给我们看，好吗？我说，好。

席间，大伯母去了卫生间，一会儿，大伯也起身去了。餐桌上剩下我们一家三口。父亲和母亲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换个坐姿。中场休息似的。母亲把嘴里一口牛排吐掉，说，什么五星级宾馆，牛排还没我做得好吃，骗钱的。父亲做了个“嘘”的口形，示意她小声些。母亲撇嘴说，你大哥又没有顺风耳。父亲嘿的一声，摇头道，你这人啊。

一个侍应生过来为我加水。他微微侧身，右手持壶，玻璃水壶与杯子间有个很漂亮的角度。加完水后，他用英语问了我一句，我没听清，“啊？”他微笑着，用上海话又说了一遍，“菜式味道还可以伐？”我怔了怔，“蛮好的。”

“慢用哦。”他说完，走到另一桌为客人加水。那是一对外国年轻男女，他与两人聊了几句，也不知说了什么，便听那女人欢快地笑起来，那男人还在他肩上拍了一记，老朋友似的。那侍应生从口袋里掏出笔，又从旁边拿了张纸巾，在上面写字。出于好奇，我伸长脖子看去，是拼音，头一个便是“ni hao”（你好），下面还有“xiexie”（谢谢）、“dui buqi”（对不起）、“zaijian”（再见）——应该是教那两人中文。便有些奇怪，想这侍应生倒也好兴致。再看下去，见他一桌桌地走，点菜或是加水，通常都会搭讪几句，客人多是老外，他英文似乎不错。角落里一个胖胖的外国老太朝他招手，他走过去，老太拿了几张人民币买单，又额外掏出一张美金给他，应该是小费。离开时，老太还和这人握了手，“have a nice day！（祝今天过得好）”，他笑着回应“you too（你也是）”。我不由得格外留意起这人来，二十出头年纪，瘦高个，衬衫领结西装马夹，笑起来牙齿雪白。虽是侍应生打扮，人群中却完全不会湮没，上海话说就是“长得很正气”。

大伯买单时，这人垂手站在一边，大伯给了他几张整票，说“keep thechange（不用找了）”，他说声“thankyou”。我注意到他鼻尖那里微微扇动了一下，眉宇间闪过一丝淡漠，便猜测找头或许所剩不多。只是一秒钟的工夫，他立时又恢复了笑容，很热情地问我们要不要再加水。目光经过我时，他发现我正在看他，停顿一下，朝我笑笑：

“相机很漂亮啊。”他指着我手边的照相机。

“谢谢。”我答道，随即又条件反射地朝大伯夫妇看，“——谢谢大伯，谢谢大伯母。”

“我等着你寄照片给我们哦。”大伯道。

离开时，大伯夫妇送我们到宾馆门口，门童上来问我们是不是要车。父亲本来打算回去时坐公交车的，但这种情形下，便不好意思说“不要”，只得点头。伯父与父亲拥抱了一下，然后我们上车，摇下车窗，与他们挥手告别。

路上，母亲便开始发牢骚，翻来覆去说着“没名堂”。她说，像去见祖宗似的，光买新衣服就花了两个月工资，没名堂，不就是吃顿饭嘛，用得着这么郑重其事吗，没名堂，真是没名堂。我想说，还有那些练习用的牛排，也不便宜。父亲初时不语，后来被她说得烦了，就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我们郑重一点有什么错，都是亲戚。母亲停了停，看见打表机上不停飞跃的金额，又是火起：来去还要叫“差头”，轧这种清水台型，没名堂。下车时，父亲口袋里只有一张百元钞票，就问母亲，零钿有吗？母亲翻了一遍口袋，叫起来，今天穿成这样，怎么会把零零碎碎再放在身上，一弯腰丁零当啷全掉出来，好看啊？父亲哎哟一声，还没说话，司机在旁边道，整钞票给我吧，我找得出。

当天晚上，我在房间研究那台照相机，隔壁父母争吵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传进来。大伯的事情是根由，旁岔出去，枝蔓越生越长，密密麻麻。母亲嘴里都是委屈，说父亲这个人是虚的，空架子搭出来的，没享过一天大户人家的福，却惯出大少爷的臭毛病，二十年高中教师当下来，还是初级职称，也不晓得通路子想办法，又不肯“背小猪”，说那不是君子所为，清汤寡水硬撑着，吃不饱饿不死。突然冒出个从未见过面的大哥，倒似打了兴奋剂，其实人家也只是到上海办事，顺道来看看你，送个照相机意思意思，人家什么身家，这只是九牛一毛。你倒是劳民伤财。过日子不是做戏，面子要到位，可里子也不能太烂，这才是道理。母亲又恢复了飞快的语速，呱啦松脆。她说十句，父亲才回一句。父亲说，跟他们搭上线，你说是为什么？母亲反问，为什么？父亲问，你不懂？她道，我不懂。父亲便嘿的一声，不说话了。

母亲走出来，见我正对着墙角的鱼缸按下快门，忙不迭夺下我的照相机，但已迟了，一卷胶卷被我拍得所剩无几。她说声“作孽啊”，一跺脚，进了厕所。父亲也出来，朝我叹气，“你啊你——”我识相地回到自己房间，随手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

几天后，我去图书馆借书，父母都上班，午餐本来也是泡饭酱瓜，到了饭点，便打算买个面包将就。经过一家银行门口，听见有人大声说话，“你走你走，这种价钿没人会做，我话放在这里，随便你。”我随意瞥了一眼，见角落里站着两个男人，说话那人个子很高，有些面熟，再一想，竟是那天希尔顿里的侍应生。

“朋友不拎行情，”这人嘴里叼咽，倚着墙，两条腿交叉站着，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美金，塞到另一人的手里，又从那人手里接过一叠人民币，“我天天在这里，不是一枪头生意。朋友有需要，下次再来寻我。——我叫毛头。”

毛头。十个上海人里便有一个小名叫“毛头”，是再普通不过的。那天依稀看见他胸牌上的英文名字，好像是“Jerry”，又像是“Jacky”。只隔了几天，他便似换了一个人。上海话切口张嘴便来，神情不羁中还带着几分流气。他T恤上有个玫瑰花标志，我知道这牌子是“梦特娇”，父亲也买过一件，几乎没舍得穿。下身一条米色料作裤，脚上竟蹬了双拖鞋，露出脚趾。头发有些乱，不涂摩丝，发型也是完全不同。

他把钱塞进裤袋，立时便拱起一块。抬头看见我，先是一怔，随即“啊”的一声：

“是你——”

我不知该怎么同陌生人寒暄，便说声“你好”。他也有些不自然，瞥见我手里的书：

“借书去了？”

“嗯。”

“一看你就是读书人。”他捧了个小场。这一瞬，好像又回到了希尔顿，他是侍应生我是客人，他满场地飞，奉承话张嘴便来。很讨喜。

“你叫毛头？”我忽道。

他又是一怔，随即笑起来，“是啊，——你呢，你叫什么？”

“董泽邦。”

“乖乖，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他朝我竖大拇指，“将来要做大事情的。”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小小年纪就到宾馆吃牛排，可以啊。”

“第一次，”我老老实实地道，“以前从来没有过。”

“是吗？看你刀叉用得很熟练——你大概天生就是吃西餐的人。”

我嘴巴动了动，没把之前练习的事情说出来。

旁边又来了生意，一个中年男人朝这边张望，毛头朝我点点头，走了过去。“朋友，调美金啊——”我呆呆站了一分钟，捧着书离开了。

我把从图书馆借来的《摄影技术入门》藏在枕头下，还有拿零花钱买的一卷胶卷，塞进抽屉的最内侧。照相机被母亲没收了，但找出来并不太难。东西拿走，空盒子依然放在原位。早晚会被母亲发现，但拖得一时是一时。我不是个喜欢顶撞父母的人，倒也不是孝顺到那个份上，而是性格使然，好像目前为止，并没什么事值得跟父母过不去。这次算是个例外，谈不上硬碰硬，至少也是软佻皮。后来再回想到这层，觉得也是宿命的一种，大伯好端端的，偏偏送了个照相机，而我拿起照相机的那一刻，对准景物，便觉得眼前豁然不同，有什么东西从脚底直冲到头顶，脸烫得厉害，头皮一阵阵发麻，身体都不像自己的了，想尖叫，想围着操场跑上几圈。

再次遇见毛头，依然是在银行门口。我本来不必经过那里的，但不知怎么，自然而然就走了那条路。几个黄牛在门口兜生意。毛头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架势却绝不青涩，神情里自有一番老道。再次见面，我主动与他打招呼：

“哎，毛头。”

他一怔，随即直呼我的名字，“董泽邦，是你啊。”

因为已是第三次见面，不自觉地，我们说话随意了许多。我问他，警察会抓吗？他说，会，不过没那么容易被抓住，这点素质还是有的。我又问，多少人民币换一美金？他笑笑，怎么，你也想换点？我说，随便问问，了解一下行情，我又不出国，要美金没用。

他买来两块冰砖。我们倚着墙，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纸，啜着吃。气温太高，路面腾起一层蒸气，我们尽可能地靠近银行大门，好让里面的冷气透些出来。我问他，老站在这里，不热吗？他说，热也没办法啊，否则哪来的钱请你吃冰砖？

他朝我笑。我停了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他。他接过，照片上是他与一人站在角落，他手持美金，那人则拿着人民币，正在交易。毛头脸色一变，推了我一把：

“朋友，啥路道啊？”

我愣了愣，随即反应过来：“不是的，你别误会，我是觉得有趣，所以才拍下来，没别的意思。”

他把照片还给我：“吓我一跳。”

我又取出一叠照片给他看，是在离家不远的街心花园，池塘、花草、鸟雀、假山……见到什么便拍什么，再偷偷冲印出来。毛头问我，喜欢拍照？我点头。他便认真地看起来，挑出一张，柳枝掩映着江边亭一角，阳光从柳枝后头漏些出来，金黄点点。他说这张最美，有些明信片的意思。

第二天我依然去找他，带了乔家栅的豆沙包。边吃边聊。好像一下子，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问我那天买单的人是谁，我说是大伯。他便笑笑，说，你们肯定不常见面。我说，是啊，第一次见面。他说，一看就晓得，你们是两路人。

我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他。依我那时的年龄，交朋友往往要将老底交代彻底，才够虔诚。家族史那段是绕不开的，我把听来的一鳞半爪凑起来，拼成一段豪门全景，吃穿用度，都往大里夸耀。他称我为“小开”，要是上海没解放，那我现在就是标准的大户人家少爷。我很理智地纠正他，如果那样的话，我爸和我妈未必能遇见，不会结婚，也就没有我了。他停顿一下，说，那不一定，有缘千里来相会，世界上的事，谁说得准呢。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时常见面。空闲时，他带我去舞厅蹦迪，去弄堂口斗蟋蟀，去录像厅看录像，去襄阳路淘假名牌。碰上黄牛生意赚头好，就去“沈大成”吃赤豆刨冰，去“红房子”吃虾仁杯。因为他的兴趣广泛，我的生活倏然变得丰富起来。他比我大不了几岁，阅历却足够当我的老师。他说这是读技校的缘故，“技校出来马上工作，十六七岁就是大人，你三年高中再加四年大学，有得早了，不用急着断奶。”我问他工作几年了。他扳着手指，说，今年是第五年。他说他之前在太平洋百货当售货员，去年刚进希尔顿。

“你英语挺好的。”我说。

“好什么呀，——我是小学生水平，”他道，“你的词汇量肯定比我多。我除了日常那些，别的就不会了。”

“那也挺好，我是哑巴英语。”

“脸皮厚一些，别怕开口，其实老外也是人，他听你说英语，就像你听外地人说上海话，笑一笑就过去了。没事。”

我喜欢和毛头聊天。他说话有种独特的魅力，大白话里透着意味，让人忍不住想与他亲近。当我了解到他其实并不像他表现出来那样洒脱时，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很服帖他。那个暑假，我仿佛拿到一把钥匙，开启了一个世界，触目都是新鲜、有趣。毛头便是那把钥匙。那一阵，我到处拍照，存下的零花钱全用来买胶卷和冲洗照片。我用这种方式，窥视和记录着周围的事物。镜头下，世界其实是多棱面的，远远看着是那样，拉近了又成了另一副模样。换个角度，便完全不同。看着很亮丽的东西，镜头下未必如此，反之亦然，一些平淡的事物，搬到那个小小方格里，便似有提升的效果，整个光鲜起来，线条更加浮凸有致，像拿美工笔勾勒过的感觉。

他邀我去他家。我欣然前往。他家在杨浦区辽阳路的一处弄堂房子，走进去好大一个天井，住着十几户人家。头顶晾衣竿横七竖八，角落里斜卧着刚洗好的马桶，地板上被小孩用粉笔画上了一格格的“造房子”。男人们打着赤膊走来走去，女人们倚着墙边吃瓜子边聊天。我小时候也住过石库门，后来父亲学校分房，很早便搬进了新公房。因此这里对我来说也是新奇的。毛头的父亲去世多年，他还有个哥哥，成家后便出去单过，只剩下他与母亲两人住着。一间房隔成两间，前面作客厅，放五斗橱和一张餐桌，后面只够放他母亲的一张床，上头再搭个阁楼，摆个铺盖，毛头便睡那里。他母亲五十来岁，人生得很瘦小，毛头或许是随他父亲，个子才那么高。

毛头向他母亲介绍我，“新轧的小朋友，是个乖小囡。”他母亲话不多，寒暄两句，便进厨房端了碗银耳莲子羹出来，“随便吃点。”她上海话里夹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看人时眉眼低垂，倒也不全是自卑自谦的意思，而是差在精神头上，整个人似没什么力气，少了股劲道。说话间，外面进来个女人，邀她去打麻将。她说不去。那女人说“三缺一”，一副让她去救火的神情，毛头也在旁边撺掇，说“输了算我的”，她嘟哝着“又不是怕输钞票”，才不情不愿地去了。

我打量着这个家，与原先想像中的毛头家完全不同。谁能猜到毛头那样的人，会住在这样逼仄的地方呢。倒不是嫌弃人家，只是觉得，人的个性应该是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关的。比如像我，被父母管得严严紧紧，学校家里两点一线，除了读书别的统统忽略，不准乱说乱动。这种流水线操作下，自然只能出我这样的产品。而毛头则不同。他像万花筒那样丰富多彩，可这里的环境，却似是老旧的黑白照片，单调、简陋。很不相称。当然，我会这么想，是因为我年纪还小，等我再长大一些，就明白人是再精细不过的东西，每根神经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像巨型计算机的内部线路，每一步细小的动作，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根本无法估测。也很难总结。某某某是怎样一个人，某某某又是怎样一个人，别说一两句话，即便是写篇几万字的论文，也不见得能说清。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时，已经在社会中浸淫许久，早学会穿上一身铠甲，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与人交往时小心翼翼，场面话说得滴水不漏，为了实现心中所想，拚尽全力去争取。当别人对着“董泽邦”三字竖起大拇指时，我脸上愈发谦逊，作出平和的神情，仿佛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离开时，天井里那桌麻将打得正酣，毛头妈不输不赢，坐下首的那个胖女人似是赢了不少，脸色绯红，见到毛头便叫：“毛头我问你，——前天，你跟我们曼华去什么地方了？”

“去啥地方？”毛头两手一摊，“啥地方也没去，就在房间里，排排坐吃果果。”

“放屁！”女人撇嘴，“毛头我跟你讲，曼华看不上你的，你省省，太平点。”

毛头嘿的一声，没说话。

我瞥过他的脸。那瞬，我第一次在他眼里看到有些愁苦的表情，像晴朗的天空中一朵乌云飘过，整个黯淡下来。他别过头，与我目光相接，应该是想笑的，肌肉却没跟上，这使得他看上去别扭无比。

第一次见到王曼华，是在希尔顿大堂。那天，约好等毛头下班后一起去打羽毛球，我早到了一会儿，便在大堂等他。趁势上了个卫生间，走出来，远远看见大门处站着一个年轻女孩，旁边还有个四十来岁的老外。女孩扎个马尾，穿一袭白色长裙，很漂亮，是那种夺人眼球的漂亮，五官精致，妆也恰到好处。站在那里回头率相当高。我也忍不住走近了，朝她看。她用流利的英语与老外聊着天，不时微笑，露出两个酒窝，更增甜美。

毛头换好衣服出来，叫我：“小鬼！”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便这么称呼我了。上海话“鬼”读“ju”，听着多些俏皮的意味。我朝他挥手。他正要过来，目光却在半道被什么截了去。

“毛头！”门口那女孩高声叫他。

我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们认识。毛头快步朝她走去，两人应该很熟，女孩一见面，便在他胸口上抡了一拳，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毛头夸张地抱住胸口，弯下腰去，装着很疼的样子，“死人了死人了——”皱着眉，神情却很是受用。

两人聊了几句，他才想到我，“小鬼，过来！”我兀自站在原地，有些羞涩，被叫了两声，才缓缓上前。毛头替我们介绍。女孩叫王曼华，毛头的邻居。我低着头，由着毛头把我说成是“小开”、“爷爷是旧上海的大亨，跟黄金荣一个级别的”，也不澄清，就那样傻傻站着，瞥见王曼华足上一双粉色的高跟凉鞋，鞋跟又细又高，便想，穿这样的鞋子还怎么走路啊。依然是不敢正视，及至听见她说了句“你好啊”，才回道“你好”，抬头见她一双眼睛黑如点漆，潭水般深不见底，肤色却是胜雪，当真是黑白分明。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孩，思路有些跟不上，她问一句，我答一句，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依稀听见她说“晚上一起吃饭吧”，心里一动，朝毛头看去。毛头问我：

“行不行？”

我想也不想便答应了。借口上厕所，跑到外面拿公用电话打回去，说“同学过生日，留我吃晚饭”，放下电话心怦怦直跳，第一次对父母说了谎。

晚饭是王曼华买的单。说要谢谢毛头。事后我问毛头，她为啥要谢你？毛头没告诉我，只说大人的事你别管。我摸不着头脑，后来处得久了，渐渐就明白了。毛头在希尔顿上班，有的是认识老外的机会，老外来上海，除去公干，自然也要吃喝、玩乐。王曼华替他们当翻译，做导游，买机票，赚些劳务费。我问毛头，她没工作吗？毛头说，工作是有，不过外快也要赚。我以前也常听母亲说起“外快”，她劝父亲找学生补课，也就是“背小猪”，“弄些外快贴点小菜铜钿也好啊——”但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每月的工资都按时上交，放在一个信封里，母亲清点几遍，再塞进抽屉，等凑到一定数目就存掉。我跟他们去过几次银行，一叠淡青色的“大团结”，这边数了又数，柜台里头也是数了又数，最后钞票收走，再扔张单子出来。回到家，母亲郑重地在一本簿子上登记好，再放进抽屉上锁。我曾经问她，家里一共有多少存款。通常情况下她都不正面回答，偶尔心情好时，就会告诉我，这里头是你的学费，还有我和你爸爸养老的钱。我很难想像父母工作之余再去赚外快的情景，他们和毛头、王曼华是两种人。“我们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家——”这话偶尔从父亲嘴里蹦出，用来指摘那些他看不上的人，比如时常出入饭店、舞厅、股市，心思不在正经活计上的人。父亲说的“本分”与“正经”，与通常的涵义略有不同，还多了几分“贵重”的意思，是打上历史烙印的。母亲私底下同我发过牢骚，说分寸要是把握不好，“本分”等于就是“呆板”。董师母做了二十来年语文教师的家属，措辞有时候也相当犀利。

吃完饭，王曼华说要再逛会儿街。毛头说，小鬼早点回家，我反正没事，陪你逛逛。王曼华撇嘴说，你怎么晓得人家要早点回家？说不定人家倒很有兴致呢——是不是啊，小弟弟？她看向我。我被她看得脸红，也不经大脑，便顺着她的话头说，是。

两个男人陪一个女人逛街，架势是有些奇怪，她前面走，我们后面跟着，像两个保镖。趁王曼华试衣服的时候，毛头劝我先回家，“你一个学生，逛商场不合适。早点回去，省得你爸妈担心。”他很贴心地提醒我。后面半句有些震慑力。我正要离开，王曼华从试衣间出来，穿一袭粉红色的网球裙，标牌垂在裙子外面。裙摆在她膝盖上两寸处。我只看一眼，便把目光移开。相当的不好意思。她问我们，怎么样？毛头说，蛮好。我也跟着点头。她说，从来没碰过网球，爱德华偏要我陪他，没办法。她问毛头，打得太臭怎么办？毛头说，外面找个网球班，先练练。她便皱眉，说，这礼拜天就打，来不及了。毛头便不吭声了。我旁边插嘴进来，说，我隔壁邻居是大学体育系毕业的，会打网球，我帮你去说说看。王曼华眼睛一亮，说，真的？毛头一旁道，没几天工夫了。她道，练一天是一天，总比不练好。

那天晚上，我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跑去敲邻居的门，很唐突地说“爷叔帮帮忙，有个朋友想练网球，越快越好，学费按外头行情的两倍给”，邻居一脸诧异，但还是应允下来。还有就是在父母面前继续圆“同学生日”的谎言，父亲是不拘小节的个性，母亲则有些生疑，说同学过生日吃晚饭，怎么不早说？我说，本来打算吃块蛋糕就回来的，同学父母太客气，硬要留饭，推不掉。母亲又问，哪个同学。我说，汪晓芸。——这也是事先想好的，必须是知道名字的，而且也一定要是班上的好学生，但不能太熟悉，尤其彼此的父母不能有交集，住得也要远一些，让他们打听不到。母亲咕哝一句，和女同学倒走得蛮近的嘛。我说，封建。母亲说，这一阵玩得也够了，收收心，没几天开学了。父亲听了也说，我们不来催你，你自己要生心，该看的书要看起来，该做的功课要做起来，都是高中生了。我心不在焉地点着头，心里雀跃不已，想像着王曼华说“谢谢”的情形，脸不自禁又红了。

毛头怪我不该给王曼华介绍网球教练，“是我的朋友，又不是你的朋友，”他道，“你瞎起劲啥？”我挺纳闷，也有些委屈，嘴上却还逞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嘿的一声：“你懂个屁。”我问他什么意思。他又摇手不答了。我发现，只要一涉及到“王曼华”，毛头就会变得欲言又止、阴晴不定。不像刚认识时的他。

连着几天，我都没去找他。一半因为生气，一半也是要替开学做准备，“心”未必能收，但“身”无论如何要先抽回。捧着高一的教材看了两天，便觉得无趣。忍不住又去找毛头。毛头看见我，没事人似的，邀我去吃火锅。同去的还有他的几个朋友，有技校同学，也有宾馆的同事。有男有女，都是嘻嘻哈哈的张扬个性。喝酒、吃肉。没几分钟，十几瓶啤酒便只剩下空瓶。有个痴头怪脑的女的，硬要让我喝酒。旁边一人说，还是小男人呢。女的说，小男人也是男人，有啥要紧啦。我僵在那里，不知如何应付。毛头替我解围，一把将酒杯拿走，说，别欺负小朋友，我替他喝。说着，仰头一饮而尽。

结束时，我送毛头回家。他喝得不少，但还没到醉的地步，脑子并没完全失控，翻来覆去地对我说，皮夹在他裤袋后，出租车钱由他来付。一路上，他喋喋不休，口齿不清，嘴里像含了个梅子。话题从王曼华嘴里的“爱德华”开始，他说，外国瘪三一个，就晓得骗上海小姑娘，会打网球了不起啊，我看跟羽毛球也差不多，让他跟我打一局试试，还未必有我打得好呢。又说王曼华拎不清，天天跟这些外国巴子混在一起，陪吃陪玩，贴身丫头似的，想不通。我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他道，想出国。我一怔，又问，为啥想出国？他嘿的一声，道，不想待在上海，不是自己家，没劲。我问，那她自己家呢？他回答，在安徽。

那天我从毛头嘴里了解了许多关于王曼华的事情。所以说人不能喝醉，一喝醉便容易被趁虚而入。我猜毛头清醒时是不可能对我交代那么多的，比如他对王曼华的感情。他说他从初中起便开始暗恋王曼华。王曼华是知青子女，父母在安徽，十六岁时返沪，与叔叔、婶婶住在一起。王曼华比毛头还大了三岁，现在看着并不明显，那时完全是大姐姐的模样了，后面总跟个小尾巴，便是毛头。她身上有股磁力，吸引着他如影随形。弄堂里无人不晓，都说王曼华要是哪天结婚，毛头就要去上吊。毛头说倒不至于那样，但伤心是肯定的。王曼华的名声有些不好，比如说她跟外国人什么什么，为了赚美金什么都肯。毛头说，女孩漂亮些外向些，总会引人非议。他说他不管别人怎么诋毁她，在他心目中，她就是最好的。谁也比不过她。

我送毛头回到家，她母亲初时很紧张，以为毛头在外面打架受伤了。我再三解释，没有打架，只是喝多了。毛头妈这才松了口气，又说深更半夜看到有人送毛头回来就害怕。见我愣了一下，便说，他爸爸就是一天晚上突然间走掉的。我依然是不明白，却又不敢细问。毛头妈这天兴致倒好，与我聊了一会儿。她说毛头爸以前在化工厂上班，一天晚上锅炉爆炸，当场便送了命。因为是工伤，厂里便给了个指标，无论毛头还是他哥哥，有一个可以顶替进去。毛头妈是吓破胆了，说无论如何不敢让儿子再进化工厂。毛头哥哥读书不错，没了父亲，家里也没人教他，竟也顺利考上了财经大学，当了会计。毛头却不是让人省心的孩子，三教九流什么都感兴趣，唯独对读书没一点意思，成绩总是班上倒数。毛头妈见他这样，倒又动起了化工厂的脑筋，想去求求人，看是不是可以让他进去，好歹是个铁饭碗。毛头死活不肯，说整天闻那股味道就要短命的。毛头妈说，厂里每天发一瓶牛奶，解毒。毛头说，这种毒法，用牛奶洗澡还差不多。毛头妈拗不过他，只能由他去。好在毛头后来也考上一所技校，毕业后分配站柜台，虽说不是什么好工作，但总归饿不死了。后来又进了希尔顿，上班还要穿衬衫戴领结，开口闭口甩两句英语，口袋里美金比人民币还多几张。外头人反倒艳羡起来，说毛头不得了啊，档次上去了。毛头妈并不懂什么，听人这么夸儿子，心里总是高兴的。唯独毛头哥哥每次回来，要泼几桶冷水，说毛头：“你这是吃青春饭，懂吧？你见过谁五六十岁还在那里端盘子的？趁年轻早做打算，别整天稀里糊涂，希尔顿上班又怎么了，你是当服务生又不是做总经理，有啥好‘神兜兜的’。”理科生讲话就是一板一眼，刻薄得让人受不了。毛头妈这么听着，便又担心起来，也跟着劝毛头。毛头当面不与他们顶撞，只是从不理睬。

毛头妈竟然问我：宾馆里面端盘子，到底好不好？我一怔，说，挺好的吧。她说，我也不指望他赚大钱，只要有个安稳的工作，吃得饱穿得暖，就可以了。我点头，心里有些好笑。这个暑假对我来说是个转折。之前还是书呆子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自从认识毛头后，像是一下子跌落凡间，沾了满身的烟火气，连阿姨妈妈都开始向我咨询儿子的前途了。我看着床上已经睡着的毛头，忽然说了句，毛头很厉害的。毛头妈显然有些意外，问我，他怎么厉害了？我停顿一下，说，讲不清楚，反正就是觉得他厉害。

其实我真的讲不清楚什么是“厉害”。肯定不是“凶狠”，而是偏向于“见多识广”那种意思。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很容易被一个经历丰富的人所吸引，觉得那是了不起的本事，一辈子过了别人几辈子似的。当我经历过许多事情之后，才逐渐体会到，所谓“见多识广”其实只是披了张五彩斑斓的外衣，里面往往是空的、虚的。不值得艳羡。但有什么办法呢，谁都是从那段痴痴懑懑的青春岁月走过来的，看着爱憎分明，好像什么都敢做，却又瞻前顾后。没经验，也没胆识。只有把事情一桩桩经历个够，才是真正成熟起来。

我请毛头去我家玩。礼尚往来，他都请我去过他家了，不请他来我家好像说不过去。父母那边打了招呼，只说是朋友，在希尔顿上班。母亲追问我，什么朋友，怎么认识的。我拿出事先想好的措辞，说，那天到静安面包房买面包，忘带钞票，人家帮我付的——就这么认识了。母亲说，那倒要好好谢谢人家，现在这个世道，不容易。

周日，毛头带了一篮水果上门。很有些做客的意思。一起吃的午饭。母亲擀了面，自己做锅贴，配上冬瓜扁尖汤。毛头连声称赞，说阿姨的手艺真是好。他与我父母亲切地攀谈，主要是聊在希尔顿的见闻。我父母显然对此很感兴趣，我不晓得原来他们也喜欢听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尤其是父亲，我以为他只关心教书育人，他甚至比母亲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几乎是全神贯注地聆听每一个细节。我猜想这是对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的好奇，或许潜意识里还有些别的因素——大伯夫妇下榻在这里，这是他们的圈子，对父亲来说，本该也属于这个圈子，现在却隔着十万八千里。别样的情愫。

毛头走后，母亲夸奖他很有礼貌，五星级宾馆出来的，到底不一样。父亲说我，人家大不了你几岁，看着比你懂事多了。我说，那就放我出去，我想干什么就让我干什么，不到半年，我保证比他更懂事。父母听了一怔。我也怔了怔，好像很少用这样的语气跟他们说话。母亲说，怎么没放，都放了一个暑假了，再放就要野性了。我嘿的一声，所以说呀，人家是放养，我是圈养，没得比。父亲听出我话里憋的那口气，温言劝我，你和他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层次。这话让我气平了些。又有些好笑，像在跟谁较劲似的。

几天后，毛头邀我出去，没头没脑地，也没说去哪里。顺着淮海路走了一段，拷机响了，是留言。他看完对我说，走，喝咖啡去。我跟着他进了一家咖啡店。刚进去，便看见王曼华和一个男人坐在靠窗位置。男人三十来岁，在为王曼华的咖啡加糖。我一愣，还不及反应，身后被什么推了一把，踉踉跄跄就往前冲了过去，正好撞在那男人身上。那男人猝不及防，脑袋撞上勺柄，立时便是一个红印子。与此同时，毛头在身后叫了声，“老婆，你在这里做啥？”蹬蹬蹬冲上前，便要拉王曼华起来。王曼华一把甩脱，“你不要发神经！”那男人看得云里雾里，问王曼华，怎么回事。王曼华说，这人脑子有毛病。毛头脚一跺，“老婆，你不要这么薄情好吧？”王曼华朝他看，来了句：又没领证，叫什么老婆。毛头又是脚一跺，“光屁股时候就认识了，二十年都不止，叫声老婆怎么冤枉了？”王曼华便不吭声。我一旁看得呆了。那男人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扔下一张五十块钱，匆匆走了。

王曼华坐姿不变，拿起咖啡喝了一口。毛头在她对面坐下来，问她，怎么样，还可以吧？她斜睥他一眼，睫毛像扇子那样忽闪一下，唇膏印在杯子上，一个浅红的半圆。

“等着我婶婶收你骨头吧。”她朝他笑，一边嘴角微微上扬，眉毛也跟着轻轻抬起，俏皮中带着妩媚。毛头说，不怕，只要你称心如意。她嘿的一声，笑容更甚：你破坏人家相亲，还说称心如意，不作兴的。他道：那我再去把那家伙叫进来，你们继续喝咖啡。王曼华在他胸前推了一把，说，你去呀，去呀，不去你就不是人。

我看着两人打情骂俏，猜想刚才那个留言必然是王曼华拷的，让毛头过来搅局。类似的事情后来还有过几次，差不多都是咖啡喝到一半，毛头冲进去“老婆”、“老婆”一通乱叫，把人吓走。我有些想不通，既然不愿意相亲，那不去就行了，又何必多此一举。毛头说王曼华也是没办法，“被她婶婶逼着，不去不好交差。”我问，她婶婶为什么一定要她去相亲？毛头说，鸽子笼大的房子，她早点出嫁，才好腾地方。

我建议让我也试一次，叫王曼华“老婆”。毛头说，你不行，都可以当你阿姨了，你当人家傻子啊？我有些不舒服，但也只得作罢。本不想再跟着毛头趟混水的，但搅乱王曼华的相亲，无论如何是件有趣的事情。便一次次地跟着。后来王曼华也腻了，说毛头，你能不能搞点新鲜花样啊，每次都是老婆老婆的。毛头说，那就叫你老妈，孩子都一把年纪了，还出来相亲。王曼华朝他白眼，又问我，小阿弟也想想。我便真的动起脑筋来。后来一次果然推陈出新，由我扮演王曼华的弟弟，过去问她，阿姐早上吃过药了吗？她一拍头，糟糕，忘吃了。相亲那男人问怎么回事。我说，阿姐天天要吃三顿药，一顿都不能忘，刚才出门急，姆妈让我过来问一声，免得出事情。那男人紧张起来，问，会出什么事情。我便吞吞吐吐，说，也没什么事情。王曼华拿咖啡过药，男人看那药瓶，标签上印有“神经内科”三个字，匆忙找个借口，溜了。王曼华夸我点子想得妙，说读书人到底不一样。毛头一旁说，他把你编成神经病了，你还高兴。王曼华又从瓶里拿一颗药放进嘴里，边嚼边对我笑，麦丽素，味道灵的。我得意洋洋，人来疯地表示，下次还会换花样，保证不重复。

之后毛头再邀我出去，我会挑挑拣拣，有的答应，有的拒绝。每次我都先探听一番，王曼华会不会来。如果她来，我一定到场，否则就未必。毛头有些轧出苗头，他说小牛想啃老草，又不是浦东人，难不成还想讨大娘子。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语气放得轻佻，好让我看不出他的心思，像动物的保护色，把自己藏个严严实实。酒醉那天他对我说的话，我一句没提，装糊涂。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就算他不说，我也看得出来。关键是眼神，只要王曼华在，就一直跟着，还有里面透着的意思，一圈又一圈，像高度近视的镜片，啤酒瓶盖似的，深不见底。王曼华在的时候，他话反而少，还常说傻话，素质比平常差了一个档次。一次王曼华想吃紫雪糕，他立刻冲出去买，等买来时，王曼华却说不想吃了。他问，怎么不吃？她道，不晓得，突然就不想吃了。他怔了怔，蹦出一句，那，烊了怎么办？她笑，你没有嘴啊？他应了一声，便剥开包装纸，退到旁边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王曼华又说想吃了，他便拆了另一边包装，送到她嘴边，说，这头没碰过。王曼华看他一眼，凑过去，撮了一小口。头发丝擦到毛头脸上，我瞥见毛头神情局促起来，呼吸都不自然了。不期然地，又打了个喷嚏，唾沫星溅到王曼华脸上。王曼华嗔道，脏死啦。他竟来了句，你不打喷嚏啊。王曼华把紫雪糕往他怀里一推，不吃了。毛头怔了一下，手摊开：给钱，你说要吃的。——这便是不折不扣的傻话了。王曼华拿出一张五块钱，“啪”的交到他手里，说，拿去，阿姐请客。毛头又掏出四张壹元钱，给她，找头。两人没来由的，在那里一来一去，撒娇不像撒娇，赌气不像赌气。莫名其妙。有时候也惹上我。比如王曼华常拿我与毛头做比较，说我读书多，家境又好，为人行事便不同，而毛头呢，总是带着些市井气，不登大雅之堂。我倏然被戴上一顶高帽，惶恐之余，却也晓得我是外头人，对外头人说话总是客气些，毛头才是自己人，想怎么说便怎么说。从我的角度看，王曼华和毛头的关系其实是有些微妙的，肯定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比普通朋友又多了些暖昧，因为女大男小，所以多少还有些戏谑的意思，拿“阿姐”和“阿弟”这种话挡在前面，像是更加安全，彼此不用负责似的。而像我这样的观众，也是恰到好处的，一是年纪小，不用太当回事，二来又是似懂非懂，不至于完全不解风情。分寸刚刚好。

一天，趁着父母上班，我把毛头和王曼华一起带回家。王曼华参观了一遍房子，说，蛮漂亮的。我晓得这话是客气。我家顶多称得上是“干净”，跟“漂亮”搭不上界。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阳台，本来面积就大，又是顶楼最靠南面，没有遮拦，阳光很好。种满了各种花草。母亲每天打理，俨然是个小小花园。旁边放张躺椅，闲暇时泡杯茶坐着看报纸，感觉还是蛮惬意的。王曼华看到角落里那台钢琴，问我，能弹吗？我说，当然。

我把钢琴上的杂物拿开，打开琴盖。她走过去坐下，停顿一下，便弹了起来。《致爱丽丝》。听到琴声的那瞬，我先是一怔，随即朝毛头看去。他应该是听过她弹琴的，所以并不惊讶，只是静静听着。我没想到王曼华琴弹得这么好，十指在琴键上欢快地跳跃着。钢琴如果有灵性，那此刻它一定是愉悦的，因为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它的人。琴声在房间里回旋着，时而轻快，时而低沉。弹琴时的王曼华，比平时显得恬静。长发披下来，遮住一小半脸颊。手指像葱管那样白皙纤长，指甲是淡淡的粉色。窗帘拉着，阳光从外面透进来，她整个人沐浴在光雾里，还不是那种耀眼的光，而是哑光，往里收的质地。我有种感觉，仿佛此刻的她，才是真正的她。不像平日里那般张扬。她又怎么会是别人嘴里那个轻浮的女子呢？看她弹琴的模样，完全是一幅画啊。鼻子里都能闻到淡淡的草木清香了。那么清新优雅。我从床底下摸出照相机，对准她，按下快门——“咯嚓！”

……

（待续）

——刊于《上海文学》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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