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语 | 闽水之“远”(文/陈嫣婧)

【写在前面】

本科时，给我们上过文学创作论课程的伍明春老师问我能否写一写对《闽江》杂志的回忆。想了想，还真有不少东西可写。我好像是大二下学期开始给《闽江》投稿的，这本院刊在我们这些有点热爱文艺，热爱写作的文学院学生心里，都拥有很高的地位。它的历史也很悠久，据说前些年院里花了很大的代价将所有的《闽江》杂志重新整理修订了一番，厚厚一摞。我认识熟悉的许多人，从老师，到学长，到同学，都与这本杂志有关，虽然它只是一个院的内部学生刊物而已。据说，不少曾经给《闽江》写过稿的师大中文系学生，毕业后都在文学方面有了很大作为，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作家，有的成了诗人。我什么都不是，只能算是个还在笔耕的人吧，对我来说，还能写写东西，就算是对这本记忆中的刊物最好的致敬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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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水之“远”

文/陈嫣婧

一、

2004年7月，高考结束后的某一天，我和好友在文庙旧书市闲逛时淘到一本书，一本让我感兴趣的文艺电影评论集。这书的开本、纸张和封面设计都很不同，很“小资”，这是18岁的我喜欢的“调调”。掏钱买下，翻开勒口，上面印着作者简介，我很惊讶。这作者正是毕业于我即将前往就读的那所大学嘛！太巧了！以至于我至今觉得，与师大的缘分，不是我的高考分数，也不是那张邮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而是这本影评集。它让我从感性上飞快地认识了我将要去的这所学校，这个院系，这个专业——这是个出作家的地方。

那时，从卧铺火车从上海去福州大概需要17个小时，下午上车，在车上睡一晚，第二天近中午才到。半夜里睡得迷迷糊糊，老觉得车是在倒着开。老爸说，那是掉头，福建山多，火车就在山里绕啊绕。临走之前，当时还健在的大阿姨在电话里嘤嘤哭了，她一手把我带到入小学，陪练国画古筝钢琴，教四则运算，识钟表。我从小没离开过上海，这一去，她就觉得是去插队落户的，再也回不来了。她当年就是去乡下插队的，并且恋上了农场里的一个青年，差点没能回城。这事后来闹得沸沸扬扬，基本奠定了大阿姨后半生的艰辛悲苦。04年，她才患了乳腺癌没几年，身体不好，一直吃着中药，为了孩子还得兼做几家单位的财务。她一哭我就心酸，觉得自己真得要去插队了似的。在我大阿姨这年纪的普通上海人眼中，一切外省市都是乡下，这并不是什么笑话，也不值得鄙夷，因为她们对外地唯一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于插队时的艰难。不像现在这样旅行团满天飞，很多年前，只有有出息有官职的上海人，才有机会借出差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也是怀着对“外面的世界”的向往考上大学的。也许是天生性格阴暗，我习惯于瞅着生活中阴暗的地方看。比如挤公交时欺负学生的中年男子，比如菜市场里短斤缺两的小贩和咋呼着讲价的主妇。原来，家旁边有条铁轨，常年通行运煤的货车。火车一经过，房子就要颤一颤，我就在那时不时的颤动中长大了。我所接触到的生活是日常的、繁琐的、单调的，平凡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相信全国各地都差不离，而这种生活和爱做梦爱幻想爱离经叛道的青春期的我是格格不入的，它慢慢被我的敏感与偏执染成了一层晦暗的底色，而我则急需跳出这层底色，去更耀眼的地方。当“诗和远方”这个说法还没有泛滥，还没有变成“钱和旅行”的时候，这确实是年少时的一个梦。

二、

我曾多次比较过黄浦江和闽江的异同，几乎是出于本能。作为一个“异乡人”，一个出生生长在上海，又在福州度过了人生最重要时光的人，这本能无可否非。我们学中文的，多少都能理解地域与人文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吧，但当我们在谈论这层关系时，却似乎很少意识到个体在其中的位置。其实对个体而言，他的位置很可能是非常暧昧，甚至可有可无的。我长在上海西南角的一处公房住宅里，这种九十年代初建造起来的六层公房基本没有任何美学特征，除了有安排合理的下水道并安装了抽水马桶。我对黄浦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游览和站在黄浦江一侧望向对岸的次数不会比外省市游客多多少。我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孩子一样不断升学，补习和学才艺，家长的教育方法无外乎唠叨加打骂。学校老师讲乡土地理，一讲到黄浦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就觉得背上痒痒的肉麻。至于故乡，那不过是存在于地理范畴和户籍意义上的，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中的一员，除了实用价值，我找不到自己与这座城市之间绵延不断的历史纽带，以至于每次读到那些吟咏故乡的古诗词，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隔。

但我却疯狂地追寻着某种“意义”，也因此，我选择文科，选择来到另一座有着一条江的城市，这也许是对自己缺乏故乡感的补偿：我既然并没有精神上的故乡，那么也许，我会拥有精神上的他乡？校区座落在旗山脚下，边上有一条溪源江的支流缓缓而过。新校区当时还在建，种下的小树苗根本遮不住福州夏天毒辣的阳光，天气一热，就像把头塞进了烫发用的蒸汽帽里似的。施工队不是今天挖坏了水管就是明天串了电，38、9度的天气停水停电那是常有的事。没有图书馆，图书室被临时安排在某座教学楼的底楼。山脚下冬天阴潮，寒冷刺骨，我就在那图书室里翻书看，写东西。

这是个出作家的地方。《闽江》出了几十年，多少日后成了名的作家、评论家、学者都在这里发表过文章，或当过主编。我觉得自己好像离那种“意义”已经很近了，都到了专门培养作家的地方来了，都有机会投稿给专门刊登作家少作的杂志了，盛夏台风，初春冷雨，我有时想想爸妈，多半时间不想，除了谈恋爱，就是写点短短小小的东西，也说不清是什么。高两级杂志的负责人是位性格张扬的师兄，姓邱；高一级的，则是位性格冷漠的师姐，姓林，都写着一手好文章。同级的负责人，也就是我的同学，这位莆田来的男生说普通话总是很吃力，他在第一次晚点名上宣讲院刊的光辉历史时，由于讲不清杂志名字，辅导员只能在黑板上补了两个字：“闽”、“江”。

这两个字印在我的脑子里。院里时常办些活动，投投搞，做点文章故事，热热闹闹，文学院嘛，文人雅士的那点事儿怎么能少？我喜欢的不就是这种生活？我认为的文人、作家，不就应该是如此作为的吗？据说曾经的八十年代，被文学青年称为黄金十年的八十年代，几乎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本文学杂志；据说在饭堂里打饭，都要拿着萨特的《存在与时间》品读；据说谈恋爱，首先要谈哲学，谈文学作品，这样才能让对方确信你有文化有前途。早已厌倦市井生活的我，难得不正在心心念念地向往着这些吗？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无论是与学长们取经，或是与同好们交流，甚至自己也动起手来参与刊物的编辑，我还是觉得与所有人有疏离感，有隔阂感，那些用力写成的文字，不但没能让我融入到我以为会存在的“文学氛围”中去，反而让我变得更加形单影只。

任何一个有理想的人，哪怕只是瞬间有过，他一定会同时产生对理想失落的担忧和对理想破灭的恐惧。说不定理想的本质，就是这种强烈的恐惧和担忧。就是在这所大学里，在这个作家的“摇篮”里，我确信，文学的黄金时代已过。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并没有经历过的“八十年代”，我们根本无法阻挡文学的边缘化和庸俗化。只有过去了的和无法实现的东西，才能给人虚妄的希冀，那“养育作家”的理想环境，可能真的不复存在。但是文学依然是文学，因为它只关乎写作本身，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培养作家，是因为有人愿意在这里写作。至少我愿意在那里写作。作为一本现实中的文学刊物，《闽江》那几年刊出了我不少文章，最后一期还专门辟出“嫣婧影评”栏目，发表了我的两篇影评，其中一篇《苦月亮》，在当时算是有些离经叛道的小众电影，刊物愿意接受并刊出，让我非常高兴。然而，作为我理想中的“闽江”，它不是一条江，也不是一本杂志，它是一种能让你渴望孤独写作的氛围。作为一个异乡人，这四年里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孤独，它会催生一种边缘心态，一种疏离感，这感觉并不会因为我积极地参与了《闽江》而被冲淡，反而会逐渐加深。写作是独特的、个人的、反潮流的事，虽然它是起于一种纯粹的、朝圣的非理性。当我手里拿着那本影评集时，对什么是写作，什么是作家，我一无所知。但我需要这种无知，是它，让我扑向了更深刻的清醒。

三、

然而，我却是要回去的。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吃饭，他看着我拿筷子的姿势，惊讶于我竟然把筷子拿得那么高。他说：“筷子拿得越高，离家越远。”我笑笑，暗想：“这是反话吧？我不是乖乖回来了吗？”毕了业，找了工作，哪还有不回家侍奉爹妈的道理。一个女孩家，还是独生女，总要回到现实中，回到这个现实的城市。确实，家里条件也越来越好，我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小屋子，学了车，还结了婚生了子。学校的工作有编制，在很多人看来，有编制就是上了保险，总之不那么容易失业。一个有了编制，有了住处，还有了孩子的女人，这一生还图个什么呢？

而我却放不下写作这劳什子了，它又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召唤，又让我成了一个朝圣的非理性的人。市井的生活真是可靠，我甚至学会了逛菜市场，也不再厌烦挤公车地铁了。但那种少时的孤独却从未远离，我变成了一个被文艺绑架的人。虽然曾经的的懵懂无知似乎已经离我远去，有时看着那些所谓“文青”，穿着怪异的服装，故意做出冷漠的眼神，我也笑，多么傻，一看就不知道文艺是怎么回事，就会瞎咋呼。可文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我这些年来码出的那么多文字吗？是，又好似不是。前些年回师大，新校区的宿舍楼外墙上还挂着“文学院”三个大字，我曾在那里生活过四年。宿管阿姨也还在，我送她城隍庙买的茴香豆。这些年再去，字没了，整个文学院重又搬回长安山的老校区，我这个在旗山脚下呆惯了的人，突然发现找不着自己的“家”了。绿树早已成荫，不再是细细的秃秃的小树苗了，呆在那底下走路，一定特别凉爽。所有人都说，要向前看，师大过了百年，现在又到了一百十周年。可人不都有怀旧的癖好吗？

我不愿意怀旧，那是对现实和过去的双重背叛，我更不愿意用写作来怀旧，因为写作必须基于某种真实，而怀旧却喜欢利用虚妄的美好。真实的写作是清苦的，它形成语言，形成文字，但也可以说与语言和文字无关，它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曾经，我认为文学可以让我融入某一种生活，而在这种生活中，我可以离生命的真相更近一些。为此，我从“故乡”跑到“他乡”，去寻找那个“位置”。但最终我发现，我永远是异乡人，无论在上海还是福州，根本不存在那个属于我的“位置”，地域与人文之间或许关系密切，然而与我，至少与我的向往，却是断裂的。我只能把这个“位置”放在我的内部，让它随我四处游荡。如今，我依然住在少时的房子里，那房子已经住了快三十年了，一直没有搬家；我也没有到处旅行的习惯，甚至很少外出。但我知道，我所居之地，并非我心向往之所，而我心向往之所，将永远与我的所到之处分离。它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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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陈嫣婧，写书评，写诗，写散文。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