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糖王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
去年八月，我和表哥回到L镇的糖厂。
北方的风总是冷冽苦涩的，但黑土里长出的不起眼的甜菜疙瘩，能拿来榨糖。每年秋天，菜农的卡车排成长队，运来几十万吨的甜菜，囤积到糖厂子弟学校巨大的北操场上。整个冬季都是生产季节，甜菜堆上覆满厚厚的白雪，等着厂里的卡车将它们运到车间去。
操场的东面是一条公路，通向更北的乡镇，而公路的东面是一条铁路，通向四面八方。
可以想见，这座糖厂一度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五十年代建厂，流水线由苏联专家设计，使得一颗甜菜从皮到瓤都有用处。甜菜榨糖之后的废蜜用来生产酒精，甜菜渣滓用来生产颗粒粕，出口日本做动物饲料，锅炉余热用来在厂区供暖。
在工人阶级最光荣的年代，到糖厂工作是令人艳羡的。厂区有配套的教育，从托儿所一直到高中、职工夜校，另外还有社区诊所性质的厂医院。社区规整，水泥街道很干净，一水儿的红砖平房，全部配套自来水、暖气和冲水马桶。
八十年代，工厂按规模地建起居民楼，包括干部住房，还有为已婚但未分配住房的青年员工建的“青年楼”。
我出生在工厂子弟学校后面的第一座楼里。那时，糖厂是国家二级企业，辉煌不已，全厂有上万职工，频频获得国家奖项，全厂员工还在欢欣鼓舞地吃着改革红利。
有一部老电影叫《甜蜜的事业》，讲的也是制糖厂的事情，里边有首插曲是这样唱的：“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努力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啰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
在我眼里，那时糖厂员工的事业的确是甜蜜的——下班了装一饭盒白糖回家，吃黏豆包蘸白糖，吃西红柿蘸白糖，就连喝小米粥也倒一点白糖，恨不得喂猪也用糖。
年有年奖、月有月奖，所以这里员工的工资水平要比当时县城公务员高得多。由于生活富足，整个工厂的文娱生活也是丰富的，老年活动中心里有棋牌室、台球厅，工人文化宫里有小剧院，可以放电影，到了年节还有各种灯会活动，夏天还有工厂组织的各类娱乐性的体育活动，每年运动会各个车间还要发西服、运动服。
我的姥爷是厂里的老领导之一，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从厂里的中学教师开始做起，进了领导班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员工开始下岗，国企改革后新任厂长老秦，是我外祖父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职工都以为老秦或许能救了糖厂，但我外祖父说：“这个老秦，人品一般。”
到2000年之后，糖厂和众多中小型轻工业国企一样，在竞争中失势。老秦把厂子卖给了英国企业，用国有资产自己揽了一笔钱，但糖厂的生产规模日益缩水，员工的工资少得可怜。
树倒猢狲散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从镇上到糖厂的公交中巴上
“红光白糖，中国糖王”
2001年我外祖父去世，不久之后我们家卖掉了我出生的房子，我和表哥也就很少回去了。
我们早早就离开了这里，包括生活方式和观念都离它越来越远，但一路都拖着童年记忆。
这次回来，已经是飞鸟各投林之后的时代，每次目光所及都在展示我童年实有载体的消失。
我和表哥从县城坐大巴花半小时到达L镇火车站前面的小广场，登上镇上唯一一路公交中巴，塞给售票员一块钱，说：“到糖厂。”车开得很慢，不到三公里的距离，十分钟之后才到。
车厢里乘客的表情一色的百无聊赖，好像摇摇晃晃就要被夏日催眠。就算是只有十分钟，松嫩平原上夏季猛烈的太阳也晒得人皮肤发烫发疼，阳光被车窗分割，随着车行移动，我怕晒伤，一直在腾挪位置。
中巴从角门开进厂区，在限高三米的角门旁边，紧挨那条公路的草堆里，有个死倔的铁杆挂着“中国糖王”的红色牌子，好像是糖王还死不瞑目一样——
“红光白糖，中国糖王。”
我觉得这里小了不少。道路窄了，拱门矮了，楼房似乎也丧失了威风，显得将要倾颓。唯一仍然高耸的是水塔，银色的油漆早已脱落，水塔变成深褐色，在烈日下暴露着锈迹斑驳。
厂区阒寂破败，因为糖厂濒死了十五年，这时候快死透了，人死了之后会显得比活着时候体量小很多，快死透的东西可能都显得小。
这让我想给它的死相做个素描。
我们暂住表姨家，在平房区。
表姨在镇上工作，她家的表妹穿着人字拖，到街口接我们。表妹成绩还不错，在大庆铁人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表哥背着吉他和行李走在我旁边，水泥路因为不再有人修整，干裂之后又被磨损，土地就暴露了出来，像是干尸上面的伤口。我们和表妹问候了几句，脚下有踩着砂石的声音。
糖厂原来常驻的那两万人，该走的走，该死的死。在糖厂西北角原本有个骨灰寄存室，但自从糖王开始衰败，骨灰寄存室就被取消了，死人在这儿也呆不下去了。
留下的人里，典型的例子我认识几个。比如我妈同学80多的母亲，她每天要花4个小时在院子里晒太阳，坐着轮椅听保姆和别人聊天，因为耳朵背了，她的眼神总是在听明白和没听明白之间。
再比如我表舅，也是我这位表姨的亲哥哥。表舅原本在大兴安岭打工，此前他在北京也打过工。这是大部分糖厂下岗员工的出路，出去打工，或者自己做些小生意，因为糖厂给他们培养过技术，所以做事时显得要比农民工更靠谱，要是脑子灵光，混出来也是有可能的。
去年春天，表舅在大兴安岭干活儿时，从三米多高的房顶头朝地摔了下来，脑子被摔塌了一块儿，亲人们连夜赶去当地，看见他头肿得没了人样儿，都以为他要死了。
家里一位混过黑白两道的长辈，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他当时却吓得直叹气，说：“我这大侄子要完了，准备后事冲一冲吧。”
不过表舅没死。
表舅是个平常就话不多的人，看上去闷，一说话，声音也是嗡嗡沉沉的。家里人开玩笑地说他显得傻气。
这回大概是傻人有傻福。但表舅留下了些后遗症，走起来一瘸一拐，记忆力和表达都变差了，就回到糖厂养病来。
我和表哥去看表舅的时候，他戴着一顶红色的鸭舌帽，坐在院墙边儿的阴影下的板凳上，似乎是在等谁。
我们跟他问好，他说好，然后问我们：“我妈咋还不回来？”
表舅的妈快七十了，我叫她“二姥姥”，她有糖尿病，因为我们来了，她便去表姨家帮忙做午饭。那顿饭是地三鲜、干炸小黄鱼，表舅后来也去一起吃来着。
吃着饭的时候，二姥姥给表舅夹着菜，说：“你多吃点菜，别老吃饭。”
表舅一边吃，一边“嗯”了一声。
水塔
秦王庙
因为住的人少，天黑了很久，路灯也不会亮。人们吃过晚饭，在工人文化宫前面的篮球场上散步、看热闹。一群人在跳广场舞，穿着定制的运动服，动作整齐，领队者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认真完成一种仪式。
进入生产区的大门就在这个小广场一侧，墙上同样有一块红底白字、写着“中国糖王”的大牌子。大门锁着，有专人把守，因为不久前曾有一群员工要找老秦抗议，抗议的事情是员工没有得到应得的下岗补贴，据说是老秦截流了一部分。
八月份，住在这里的人开始愁冬季供暖问题。由于生产停滞，锅炉余热不足，厂区的冬季供暖无法供应充足，而厂子的整个供暖系统是独立的，没办法和镇上的管道对接。工人们去闹了闹，老秦给出的办法是，谁交了供暖费，就给谁暖气。
然而原料不足，暖气怎么也烧不热，这在东北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是没法过的。全国取暖费都在下调，只有糖厂不降反升，我后来听说，入了秋，一群员工给了一个公交中巴司机一笔钱，拉着他们去了县城反映问题，仍然无果。倒霉的是那位司机，因为跨区运营不符合规定，县里还给这辆中巴罚了钱。
晚饭后是整个糖厂都在活动筋骨遛食的时段，我和表哥也会出来走走。工人文化宫是被荒废的建筑，玻璃碎了，夕辉往里照，说不清是温情还是阴森。
听说老秦在文化宫后面建了一座“秦王庙”，里边供奉着观音像，当地人管它叫“秦王庙”，是因为老秦姓秦，老秦的老婆姓王。因为觉得猎奇，我们就去看了看。我们没找到秦王庙的正门，只看见了侧门，侧门边的墙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的却是对上帝的感谢。
这座坐落在废弃国有企业一隅，供奉着不知哪路神明的寺庙，有着两米多高的红砖院墙，杜绝了我们的来访。
“秦王庙”固执倨傲，毕竟，泥塑像是不需要暖气也能过冬的。
路灯不开，走路得当心
入夜
散步范围很广，有时会走到厂区外那条公路上，可以看见过去糖厂子弟学校的北操场——那块到了冬天就囤积甜菜的空地。
小时候我一度认为原野就像那个北操场那么大。如今它还是很大，但已经被卖给了一所酿酒厂，上面全是制酒车间。
在公路另一侧，是一片铁道防护林，里边有几座坟冢，新坟上头还放着花圈。穿过这片树林就是铁道了。
每天晚上，火车鸣笛的声音悠悠传来，这声音长久漂浮在我记忆中，成为一个幽灵般的符号，预示我远离一个又一个居地，最终只能悼念这里的死亡。
我们一直走到太阳沉下去，远处的电线杆被晚霞切出剪影。
会有几个路灯亮起来，但大部分不亮，在那些亮光下头，能看见极为健硕有力的各类夏虫飞窜跳跃的影子。
那两天不知为何，蛐蛐闹得厉害，我和表哥每晚都要捕杀蛐蛐，一天杀上十来只。有一只终究没抓到，它困在了墙层里头，叫了一个礼拜，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了没力气，应该是死了。
晚上表哥拿着吉他唱他自己写的一首歌，里边有句唱的是：
“姑娘你把我领进了迷宫，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说给你听。”
他唱这首歌时，我们坐在院子里。在这块没有重工的辽阔平原，夏季夜空澄净，银河抬头可见，我就想起外祖母曾在糖厂的夜路上给我指织女星，讲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的事。
表哥的妈妈是我二姨，五年前死于肝癌，她的生日就是七夕。如今外祖母和二姨都死了，表哥给了我一支万宝路，我在窗下的灯光里吞吐烟云，看燃烧的烟草发红再暗下去，循环往复。
草丛里的蛐蛐并不跟随表哥的吉他节奏，邻居的争吵声也是，但他唱得很投入。
这个夜晚安静、破败、自得。我和表哥仿佛不属于这里，却死皮赖脸地，想要把一些故事说给它听。
这里一旦入了夜，就能掩盖一切真实，仿佛那些衰枯和成长已经被错觉般地抹去。
远处货运火车运转的车轮和鸣笛声传过来，令人恍惚。二十年前的夜也是如此，火车声、夏虫声、整个空间无事也并不空虚，但满肚子的话往往无从说起。
“妈了个巴子的。”
一个男人从邻居家破门而出，他结束了争吵，踏入沉沉夜色。
“我刚才听了听。”表哥抽了口烟，说：“他们吵架，大概是为了钱吧。”
老刘的表哥老屈，腿毛丰富爱好广泛，会摄影会唱歌，不缺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