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的糖王

-回复 -浏览
楼主 2020-11-11 09:22:07
举报 只看此人 收藏本贴 楼主

“甜蜜的工作无限好”


    去年八月,我和表哥回到L镇的糖厂。


    北方的风总是冷冽苦涩的,但黑土里长出的不起眼的甜菜疙瘩,能拿来榨糖。每年秋天,菜农的卡车排成长队,运来几十万吨的甜菜,囤积到糖厂子弟学校巨大的北操场上。整个冬季都是生产季节,甜菜堆上覆满厚厚的白雪,等着厂里的卡车将它们运到车间去。


    操场的东面是一条公路,通向更北的乡镇,而公路的东面是一条铁路,通向四面八方。


    可以想见,这座糖厂一度是当地的经济支柱。五十年代建厂,流水线由苏联专家设计,使得一颗甜菜从皮到瓤都有用处。甜菜榨糖之后的废蜜用来生产酒精,甜菜渣滓用来生产颗粒粕,出口日本做动物饲料,锅炉余热用来在厂区供暖。


    在工人阶级最光荣的年代,到糖厂工作是令人艳羡的。厂区有配套的教育,从托儿所一直到高中、职工夜校,另外还有社区诊所性质的厂医院。社区规整,水泥街道很干净,一水儿的红砖平房,全部配套自来水、暖气和冲水马桶。


    八十年代,工厂按规模地建起居民楼,包括干部住房,还有为已婚但未分配住房的青年员工建的“青年楼”。


    我出生在工厂子弟学校后面的第一座楼里。那时,糖厂是国家二级企业,辉煌不已,全厂有上万职工,频频获得国家奖项,全厂员工还在欢欣鼓舞地吃着改革红利。


    有一部老电影叫《甜蜜的事业》,讲的也是制糖厂的事情,里边有首插曲是这样唱的:“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努力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啰喂,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

    

    在我眼里,那时糖厂员工的事业的确是甜蜜的——下班了装一饭盒白糖回家,吃黏豆包蘸白糖,吃西红柿蘸白糖,就连喝小米粥也倒一点白糖,恨不得喂猪也用糖。


    年有年奖、月有月奖,所以这里员工的工资水平要比当时县城公务员高得多。由于生活富足,整个工厂的文娱生活也是丰富的,老年活动中心里有棋牌室、台球厅,工人文化宫里有小剧院,可以放电影,到了年节还有各种灯会活动,夏天还有工厂组织的各类娱乐性的体育活动,每年运动会各个车间还要发西服、运动服。


    我的姥爷是厂里的老领导之一,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从厂里的中学教师开始做起,进了领导班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员工开始下岗,国企改革后新任厂长老秦,是我外祖父带的第一批学生。当时职工都以为老秦或许能救了糖厂,但我外祖父说:“这个老秦,人品一般。”


    到2000年之后,糖厂和众多中小型轻工业国企一样,在竞争中失势。老秦把厂子卖给了英国企业,用国有资产自己揽了一笔钱,但糖厂的生产规模日益缩水,员工的工资少得可怜。


    树倒猢狲散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从镇上到糖厂的公交中巴上


“红光白糖,中国糖王”


    2001年我外祖父去世,不久之后我们家卖掉了我出生的房子,我和表哥也就很少回去了。


    我们早早就离开了这里,包括生活方式和观念都离它越来越远,但一路都拖着童年记忆。


    这次回来,已经是飞鸟各投林之后的时代,每次目光所及都在展示我童年实有载体的消失。


    我和表哥从县城坐大巴花半小时到达L镇火车站前面的小广场,登上镇上唯一一路公交中巴,塞给售票员一块钱,说:“到糖厂。”车开得很慢,不到三公里的距离,十分钟之后才到。


    车厢里乘客的表情一色的百无聊赖,好像摇摇晃晃就要被夏日催眠。就算是只有十分钟,松嫩平原上夏季猛烈的太阳也晒得人皮肤发烫发疼,阳光被车窗分割,随着车行移动,我怕晒伤,一直在腾挪位置。


    中巴从角门开进厂区,在限高三米的角门旁边,紧挨那条公路的草堆里,有个死倔的铁杆挂着“中国糖王”的红色牌子,好像是糖王还死不瞑目一样——


    “红光白糖,中国糖王。”


    我觉得这里小了不少。道路窄了,拱门矮了,楼房似乎也丧失了威风,显得将要倾颓。唯一仍然高耸的是水塔,银色的油漆早已脱落,水塔变成深褐色,在烈日下暴露着锈迹斑驳。


    厂区阒寂破败,因为糖厂濒死了十五年,这时候快死透了,人死了之后会显得比活着时候体量小很多,快死透的东西可能都显得小。


    这让我想给它的死相做个素描。



    我们暂住表姨家,在平房区。


    表姨在镇上工作,她家的表妹穿着人字拖,到街口接我们。表妹成绩还不错,在大庆铁人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表哥背着吉他和行李走在我旁边,水泥路因为不再有人修整,干裂之后又被磨损,土地就暴露了出来,像是干尸上面的伤口。我们和表妹问候了几句,脚下有踩着砂石的声音。


    糖厂原来常驻的那两万人,该走的走,该死的死。在糖厂西北角原本有个骨灰寄存室,但自从糖王开始衰败,骨灰寄存室就被取消了,死人在这儿也呆不下去了。


    留下的人里,典型的例子我认识几个。比如我妈同学80多的母亲,她每天要花4个小时在院子里晒太阳,坐着轮椅听保姆和别人聊天,因为耳朵背了,她的眼神总是在听明白和没听明白之间。


    再比如我表舅,也是我这位表姨的亲哥哥。表舅原本在大兴安岭打工,此前他在北京也打过工。这是大部分糖厂下岗员工的出路,出去打工,或者自己做些小生意,因为糖厂给他们培养过技术,所以做事时显得要比农民工更靠谱,要是脑子灵光,混出来也是有可能的。


    去年春天,表舅在大兴安岭干活儿时,从三米多高的房顶头朝地摔了下来,脑子被摔塌了一块儿,亲人们连夜赶去当地,看见他头肿得没了人样儿,都以为他要死了。


    家里一位混过黑白两道的长辈,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他当时却吓得直叹气,说:“我这大侄子要完了,准备后事冲一冲吧。”


    不过表舅没死。


    表舅是个平常就话不多的人,看上去闷,一说话,声音也是嗡嗡沉沉的。家里人开玩笑地说他显得傻气。


    这回大概是傻人有傻福。但表舅留下了些后遗症,走起来一瘸一拐,记忆力和表达都变差了,就回到糖厂养病来。


    我和表哥去看表舅的时候,他戴着一顶红色的鸭舌帽,坐在院墙边儿的阴影下的板凳上,似乎是在等谁。


    我们跟他问好,他说好,然后问我们:“我妈咋还不回来?”


    表舅的妈快七十了,我叫她“二姥姥”,她有糖尿病,因为我们来了,她便去表姨家帮忙做午饭。那顿饭是地三鲜、干炸小黄鱼,表舅后来也去一起吃来着。


    吃着饭的时候,二姥姥给表舅夹着菜,说:“你多吃点菜,别老吃饭。”


    表舅一边吃,一边“嗯”了一声。



水塔


秦王庙


    因为住的人少,天黑了很久,路灯也不会亮。人们吃过晚饭,在工人文化宫前面的篮球场上散步、看热闹。一群人在跳广场舞,穿着定制的运动服,动作整齐,领队者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认真完成一种仪式。


    进入生产区的大门就在这个小广场一侧,墙上同样有一块红底白字、写着“中国糖王”的大牌子。大门锁着,有专人把守,因为不久前曾有一群员工要找老秦抗议,抗议的事情是员工没有得到应得的下岗补贴,据说是老秦截流了一部分。


    八月份,住在这里的人开始愁冬季供暖问题。由于生产停滞,锅炉余热不足,厂区的冬季供暖无法供应充足,而厂子的整个供暖系统是独立的,没办法和镇上的管道对接。工人们去闹了闹,老秦给出的办法是,谁交了供暖费,就给谁暖气。


    然而原料不足,暖气怎么也烧不热,这在东北零下三十几度的冬天,是没法过的。全国取暖费都在下调,只有糖厂不降反升,我后来听说,入了秋,一群员工给了一个公交中巴司机一笔钱,拉着他们去了县城反映问题,仍然无果。倒霉的是那位司机,因为跨区运营不符合规定,县里还给这辆中巴罚了钱。


    晚饭后是整个糖厂都在活动筋骨遛食的时段,我和表哥也会出来走走。工人文化宫是被荒废的建筑,玻璃碎了,夕辉往里照,说不清是温情还是阴森。


    听说老秦在文化宫后面建了一座“秦王庙”,里边供奉着观音像,当地人管它叫“秦王庙”,是因为老秦姓秦,老秦的老婆姓王。因为觉得猎奇,我们就去看了看。我们没找到秦王庙的正门,只看见了侧门,侧门边的墙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的却是对上帝的感谢。


    这座坐落在废弃国有企业一隅,供奉着不知哪路神明的寺庙,有着两米多高的红砖院墙,杜绝了我们的来访。


    “秦王庙”固执倨傲,毕竟,泥塑像是不需要暖气也能过冬的。



路灯不开,走路得当心


入夜


    散步范围很广,有时会走到厂区外那条公路上,可以看见过去糖厂子弟学校的北操场——那块到了冬天就囤积甜菜的空地。


    小时候我一度认为原野就像那个北操场那么大。如今它还是很大,但已经被卖给了一所酿酒厂,上面全是制酒车间。


    在公路另一侧,是一片铁道防护林,里边有几座坟冢,新坟上头还放着花圈。穿过这片树林就是铁道了。


    每天晚上,火车鸣笛的声音悠悠传来,这声音长久漂浮在我记忆中,成为一个幽灵般的符号,预示我远离一个又一个居地,最终只能悼念这里的死亡。


    我们一直走到太阳沉下去,远处的电线杆被晚霞切出剪影。


    会有几个路灯亮起来,但大部分不亮,在那些亮光下头,能看见极为健硕有力的各类夏虫飞窜跳跃的影子。


    那两天不知为何,蛐蛐闹得厉害,我和表哥每晚都要捕杀蛐蛐,一天杀上十来只。有一只终究没抓到,它困在了墙层里头,叫了一个礼拜,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了没力气,应该是死了。



    晚上表哥拿着吉他唱他自己写的一首歌,里边有句唱的是:


    “姑娘你把我领进了迷宫,我还有很多故事要说给你听。”


    他唱这首歌时,我们坐在院子里。在这块没有重工的辽阔平原,夏季夜空澄净,银河抬头可见,我就想起外祖母曾在糖厂的夜路上给我指织女星,讲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的事。


    表哥的妈妈是我二姨,五年前死于肝癌,她的生日就是七夕。如今外祖母和二姨都死了,表哥给了我一支万宝路,我在窗下的灯光里吞吐烟云,看燃烧的烟草发红再暗下去,循环往复。


    草丛里的蛐蛐并不跟随表哥的吉他节奏,邻居的争吵声也是,但他唱得很投入。


    这个夜晚安静、破败、自得。我和表哥仿佛不属于这里,却死皮赖脸地,想要把一些故事说给它听。


    这里一旦入了夜,就能掩盖一切真实,仿佛那些衰枯和成长已经被错觉般地抹去。


    远处货运火车运转的车轮和鸣笛声传过来,令人恍惚。二十年前的夜也是如此,火车声、夏虫声、整个空间无事也并不空虚,但满肚子的话往往无从说起。


    “妈了个巴子的。”


    一个男人从邻居家破门而出,他结束了争吵,踏入沉沉夜色。


    “我刚才听了听。”表哥抽了口烟,说:“他们吵架,大概是为了钱吧。”



老刘的表哥老屈,腿毛丰富爱好广泛,会摄影会唱歌,不缺女友

我要推荐
转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