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长篇小说|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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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6-13 16: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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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悦然著长篇小说。

两个生于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遭受着缺失父辈之爱的痛苦。他们追寻上一代的足迹,循着线索不断走向秘密的核心,最终发现了一个庞大而不堪的真相。

一个是受人敬仰的院士,一个是意识全无的植物人。两人的交缠,渗透在儿孙背后的绵长岁月中,使他们永远活在爱与罪的阴影里。

作品中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件,层层抽丝拨茧,展示了超过20余人不同时代的青春,层层追溯,我们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并非空穴而来,同辈,父辈,祖辈,于我们,是隔断不了的牵引。

人生来不是令人满意的,这是你的现状,但并不是你将来的样子。


  张悦然,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著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作品。2008年创办了文学主题书《鲤》系列,担任其主编。2012年起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茧》,并以该作品获得《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度青年领袖,《亚洲周刊》2016年度十大小说。作品被译为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德语等多国文字。



文|张悦然

孩子,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

 ——萨克雷《玫瑰与指环》

 

第一章


李佳栖

回到南院已经两个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里都没有去。一直待在这幢大房子里,守着这个将死的人。直到今天早晨,他陷入了昏迷,怎么也叫不醒。天阴着,房间里的气压很低。我站在床边,感觉死亡的阴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盘旋。这一天终于要来了。

中午过后,我回到这个房间来看他。他的身体压在厚厚的鹅毛被底下,好像缩小了一点。天仍旧阴着,死亡继续盘旋,迟迟不肯降下来。我感觉胸口窒闷,太阳穴突突在跳,穿起大衣,从这幢房子里逃了出去。

我在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闲置的小学、死人塔、操场上荒凉的看台,这些都没让我想起你。直到来到南院的西区。从前那片旧楼都拆了,现在是几幢新盖的高层公寓,楼洞前安装着铮亮的防盗门。我走到最西边,绕过它们,惊讶地发现你家那幢楼还在,被高楼围堵起来,孤零零缩在墙边。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相信你仍旧住在里面。可我还是走进去,按响了102室的门铃。里面的人应声说,进来。我迟疑了一下,拉开门。房间里很昏暗,炉子上似乎在煮什么东西,洇散着很重的水汽。有个男人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隔着阴鸷的光线、湿漉漉的水汽以及十几年的时光,我认出那是你。程恭,我轻轻叫了一声。你慢慢睁开眼睛,好像一直在等着我,等得乏了,就睡了过去。事实上你并没有认出我,在我说了我是谁以后,也表现得很冷漠。我很吃力地和你寒暄着,提到从前的朋友,问起废弃的小学,很快把最表层的话都说完,就陷入了沉默。我想不出继续留下的理由,只好起身告辞。

你把我送到门口。我说再见,你说保重,我转过身去,门在我的背后关上了。走廊里很静。我站在那里,不敢迈出楼洞。生怕一旦汇入外面的天光,我们就会再度失散。冷风涌进来,防盗门吱呀呀地响了几声,像是有个人在暗处叹气。我好像有点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鼓起勇气又按响了门铃。我约你晚上到小白楼来一趟,没等你反应过来,我就转身走了。

我沿着湖边的小路慢慢向回走。再回到这间屋子的时候,内心变得很平静,从抽屉里拿出那张一直没看的光盘,放进影碟机。然后泡了茶,搬来两把椅子,坐下来等你。大风把窗户吹开了,我走过去关上,才发现外面下雪了。天完全黑了,雪下得越来越大。我走到窗边,眺望着远处的路。已经没有路了,只有一片漠漠的白色。我一直盯着它,看得眼睛几乎盲了。终于,一个黑点在眼底出现,像颗破土萌发的种子,冲开了那片白色,在视线里扩大。是你朝这边走来。



你什么也没有问,就跟着我走上楼梯,来到这间屋子。你好像早就有预感,看到他躺在床上,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怔怔地盯着他,直到我搬来椅子,让你坐下。

是的,你看到了,他就要死了,我的爷爷。我知道我该给医院打个电话。他们会立即派车把他接走,连夜召集专家会诊,竭尽全力抢救。生命或许可以多维持几天,但也不会太久。然后他们开始准备葬礼。李冀生院士的隆重葬礼。追悼会那天,我将作为唯一到场的家属和大家一起为他送行。省长或市长也会赶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对我说节哀顺变。

我应该也能哭出来吧,不是因为他,而是为了那些和他一起离开的东西。可是我无法让自己按下医院的电话号码。一旦拨通电话,他的死将会变成一桩公共事件,和我再也没有关系了。他的身边围满了护士、医生、他的学生和同事、来探望的领导,还有媒体……人们乌泱乌泱挤进他生命最后一点时间里,展现出这场即将到来的死亡应有的规模。死亡的规模就是他生命的重量。我不应该阻止一个伟大的人隆重地死,可是眼下我却攥着这一点时间,怎么也不想交出来。过去那么多年里,我没问他要过任何东西,他的关心、他的宠爱、他的荣誉……他的一切我都不想要。现在我只想要他的死,把他的死据为己有。我等待着那一刻降临,等待着一个不存在的声音向我宣布,一切都结束了。

下午见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横亘在我们之间,那个秘密,也许你早就知道了吧。它可能已经在漫长的时光里消融,渗入生命的肌理。但我相信它仍旧存在着,并且你也像我一样,无法对它视而不见。就让我们谈一谈好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关于这个秘密的一切,都留在今晚。

外面的雪下得真大。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中纷纷落下,仿佛是上帝在倾倒世人写给他的信。撕得粉碎。

 

程恭

我不能在这里待太久。等会儿雪小一些,就要去火车站了。今晚我要出一趟远门,其实下午就应该走了,你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等一个送水的人,要是他早点来,我们恐怕就不会遇到。

下午我收拾好行李,去厨房倒杯水,发现饮水机空了,就给水站打了电话。过了半个小时,送水的男孩还是没来。本来不打算等了,但是上次没现金,赊了他的钱,总觉得还是要还上。出门之前,能了结的事应该都了结一下。外面阴着天,我觉得越发口渴,从柜子里翻出一只很破的铁壶,煮上了水。苍蓝的火焰在壶底吱吱燃烧,铁壶发出细琐的声响,我坐在沙发上,竟然睡着了。还做了梦。梦里我、大斌和子峰,我们还是一群少年的模样,在夜晚的巷子里奔跑,大家都喝了一些酒,似乎很快乐的样子,脸上的青春痘红得发光。就这样一直跑啊跑,跑到了大街上。我们跳上路边的一辆吉普车,红色的,引擎隆隆地发动起来,大家欢呼着,吹起了口哨,把身体从车窗里探出去。在一派节日狂欢的气氛里,汽车疾速朝前方驶去。

迷蒙中我听到了敲门声,猜想应该是送水的男孩,就向着门口喊了声“进来”。门没有锁,那个男孩自己会推开门,扛着水桶进来。我仍旧闭着眼睛,回想着先前的梦。它像是一个电影的结尾,远去的汽车,缩小的房屋和街道,渐渐听不见了的欢呼和笑声。大幕落下,一片漆黑。好像所有的东西都被带走了,我静静地待在黑里,像一只空碗。隔了一会儿,我才感觉到涌进来的冷风,知道门被打开了。却没有脚步声,屋子里一片寂静。

我睁开眼睛。你站在门口。我仔细地看了你一会儿,确信自己并不认识你。可是在乏暗的光线里,我忽然觉得这个站在对面的陌生人,似乎与我的生命有很深的联结。那种感觉让人背后一阵发凉。我努力回想着,然后你说,你是李佳栖。

十八年没见了,认不出来也不奇怪。你没有化妆,苍白的脸有一点浮肿,不过总算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长成了一个美人。只是那张桃心小脸乌戚戚的,一副在大都市待久了的神情。你问我,你的样子是不是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坦白说,我从未想象过你长大之后的样子。说出来或许会有些伤人吧,不过,我真的没有期待与你再见面。

我走到厨房关掉炉子。水已蒸发了半壶,整个房间弥漫在白雾里。你局促地坐下来,看着我倒茶。

“你还跟奶奶和姑姑一起住吗?”你问。

我告诉你,奶奶已经去世了,现在我和姑姑一起生活。

“她一直没成家?”你问。

“嗯。”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每次陷入沉默,我都觉得心脏受到压迫,只想快点结束这次见面。茶冷下去,屋子里的白雾已经散尽,你终于起身告辞。我刚关上门,感觉松了一口气,门铃又响了。你站在门口,请我晚些到小白楼来。我还没来得及推辞,你已经走出了楼洞。

我并不打算赴约。我坐在沙发上一支一支抽烟,天色越来越暗,门突然笃笃地敲响了。送水的男孩扛着水桶站在门口。“我迷路了。”他说。

我把送水的男孩送走,系上外套的扣子,拖着旅行箱出了家门。外面已经黑了,天空开始飘雪。走出南院,我站在街边等了很久,也不见有出租车经过。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司机摆手说要收工了。天冷得厉害,我不停地跺着脚,把热气呼到手心上。身后是一个小饭馆,门呼啦一下打开了。老板娘从里面走出来,她到隔壁的小卖部替客人买烟,看到了我就热情地打招呼。去年夏天有一阵子我常来她这里喝酒。

“要出远门啊?”她问。我点点头。

“着急吗?雪小一点再走吧,这会儿很难打车。”她说。我跟随她走进小饭馆。最里面的位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拿过老板娘买回来的香烟,剥掉塑料纸,点着了一根。我在靠窗的桌子前面坐下,要了一份卤味拼盘。老板娘是潮州人,跟着老公来到这里,后来老公跟着别人的女人跑了,她却留了下来。

“有新进的老挝啤酒,要不要试一下?”她问我。我说好啊,虽然并不想喝。我知道酒会让意志变得软弱。



我一边喝酒,一边吃着卤豆干。啤酒很淡,有夏天的味道。老板娘和中年男人一直热络地聊着天,从妈祖像到酿豆腐的做法。

过了一会儿,中年男人付了账走了。店里只剩下我一个客人,变得很寂静。

“你朋友的哮喘好些了吗?”老板娘忽然问,“前阵子有个客人到店里来,说起家里有个祖传的治哮喘的偏方,我就让他写下来了。”她翻腾着收银台底下的抽屉,“咦,放在哪里了?”

“没事,别找了。”我说。

“在这儿呢!”她说,“我就记得收起来了。”

“谢谢。”我接过药方,塞进口袋里。

“这病可不好治。”她回到座位上,点了一支烟。

“好大的雪啊。”她喃喃地说,“要不是因为这里会下雪,我早就回南方了。你喜欢雪吗?”

“喜欢。”我说。

我们都没再说话,我盯着路灯下的那道光渠,大片的雪花在当中剧烈地翻卷、坠落,如同在苦海里挣扎。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也下着这样大的雪,我离开学校去你爷爷家见你。你要走了,你妈妈领着你来学校办了转学的手续。在办公室门口,你遇到大斌,跟他说你要见我,让我晚些去你爷爷家找你。

我知道以后也许很难再见面了,这恐怕是最后的机会将那些事情告诉你。可是我却越走越慢,最终在我们从前常去的康康小卖部门口停住了。然后,我掉头回家去了。从那个时刻起,我就把和你有关的一切装进档案袋,封上了火漆。

我喝光了三瓶啤酒,扣上外套的纽扣,站起身来。

“要走了吗?”老板娘问。我掏出钱来给她。

“你往前再走一段,前面的大路口没准会有车。”她手脚麻利地把找回来的钱塞到我手里,“路上多保重。”呼啦一声,她拉开半扇门。冷风夹杂着碎雪涌进来。

我一只脚跨出了门槛,又停住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酒精烧灼着我的脸。

“能先把箱子放在你这里一会儿吗?”我听到自己说,“我想起还有一件事没办。”

“好啊,反正我就睡在店里,你多晚来取都行。”她笑着说,“难怪整晚心事重重,快去吧。”

我谢过她,跨出门迈入风雪中。

刚才走在来见你的路上,又经过康康小卖部。它已经改成东东快餐店。旁边存放自行车的大车棚拆掉了,你爷爷的家也从西区搬到了小白楼。可是大雪覆盖了这所有的变化,让我恍惚觉得还是十一岁的那个夜晚,你要走了,我赶来见你。这一次经过康康小卖部的时候我没有停下。我终于把那个晚上没有走完的一段路走完了。

 

李佳栖

夜晚一到,这里就变得如此安静,一点人声也听不到。还是白天好,有太阳的下午,甚至能看到穿着婚纱的女孩,脱去披在外面的大衣,瑟瑟发抖地站在楼前拍照。或许是冬天的缘故,海边太冷,温暖的地方太远,他们才会到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来选景。小白楼倒是正称他们的心意,雪白的外墙,探在半空中的圆弧形露台,还有镂花的拱窗,足够搭起一个劣质的幸福布景。反正幸福这东西,本来就都是假的,劣质的幸福也不会比精致的幸福假到哪里去。

小白楼。我们亲昵地管它叫小白楼。那时候这样纯白的小楼并不多见。在这座污染严重的工业城市,一切都是灰色的。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天空,灰色的空气。灰色就是我们整个童年的底色。小白楼显然不属于这里。它隐藏在中心花园的尽头,远远看去像是一朵蓬松的云彩,掖在茂密的树木中间。但我总疑心它是一只落难的小象,被坏人施了咒语,流放到此地。我最喜欢它夏天的样子,被茂盛的橡皮树围在当中,白墙上荡着惶惶的树影,像极了一座殖民地时期的官邸,周遭黏黏的热风里有一股颓靡的气息。

你知道吗,在一个和你一起潜进这幢楼来的夜晚,我曾在心里暗暗决定,将来要在这里举行婚礼。那时候我们多大?十岁,或是十一岁?而这里还是工会活动中心。有个星期六,我和你趁着看门的人走开了,溜进来看大人们跳交谊舞。我们还看到了美丽的音乐老师。她身上有很多平时没有的东西:高跟鞋、大摆裙、扶在腰上的男人的手。舞池昏暗,香水和汗液的气味在空气里打架,旋转射灯转个不停。从举办舞会的偏厅走出来,我们在这幢楼里四处游荡。穿过挑高的大厅,顺着木头楼梯爬上二楼,走廊的尽头是一扇小小的圆形窗户。我们趴在上面向外张望,湿漉漉的夜色里,有一轮披着烟霭的月亮。烟霭忽然散开,月亮圆得完美无缺。我们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退后,向左,往右,直到终于找到那个位置。在那里,月亮恰好位于窗户的正中央。无懈可击的同心圆。我们紧挨着彼此,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窗户,那一刻我们好像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央。可是很快地,如同泄露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似的,烟霭追上来蒙住了月亮。眼前的世界再次变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握。我们慢慢走下楼梯,我感到有些惆怅,心里想着一些空渺的事,比如幸福、未来,以及永恒。离开这幢楼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与它有个约定,于是在心里许愿将来在这里举行婚礼。我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你,虽然那一刻我相信新郎会是你。

你一直跟我说小白楼是德国人建的。当时我们刚上五年级,历史老师在课上说起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引起了你的浓厚兴趣。东门外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古老的火车站,还有这座旖旎的小白楼……你寻找着德国人留下的痕迹。你以为它们都是在希特勒的指挥下建造的。私底下你告诉我,你其实有些崇拜希特勒,因为他至少没有度过碌碌无为的一生。你害怕平庸,害怕人生像一颗投到河水里无声无响的小石子。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小白楼其实是五十年代才建的,当时一位挺出名的教育家调到这所医科大学做校长,政府特意为他造了这座小楼作为住所。但他觉得太奢华,婉言拒绝,始终没有搬进来。可是没有用,到了“文革”的时候,这笔账还是算到了他的头上,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罪名一一扣下,这里变成了批斗他的地方。他被关了很多天,有天晚上在二楼的某个房间里——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他掏出私藏的刀片划破了动脉。那位饮恨自杀的校长一定不会想到,许多年后这幢小楼会成为女孩们拍摄婚纱照的幸福布景吧。

去年,我差一点结婚。那个人叫唐晖,是我大学的学长,我们认识得很早,但已经太晚了。我人生中的大事早已发生。他发现了这一点,却还是想试一试,只可惜到最后没有成功。离开他以后,我寄住在不同的朋友家。那之后的生活过得浑浑噩噩,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直到今年夏天,沛萱回来,我搬去和她住了两个月。

你一定还记得我堂姐沛萱吧,那个美丽的升旗手。这些年她一直生活在美国,去年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现在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书。夏天她回来的时候,主动约我见面。也是从她那里,我得知爷爷搬进了小白楼。沛萱抱怨一点都不好,说它的位置太显赫,和旁边的中心花园、人工湖一样,是校园里的一处景观,来游玩的人很多,经过楼前的时候,总要朝里面张望。竟然还有人敲门,询问能不能和院士合影。

我从这里转学离开后,就没有再见过沛萱。不过我们一直更新着彼此的联系方式,这主要是靠她单方面的努力。在每封信的结尾,她都会写上这么一句话: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回家看一看爷爷和奶奶。那些信我都没有回,只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写去一封邮件,告诉她我会留在北京工作。

我们之间唯一一次实质性的联络是五年前,有一天深夜她从美国打来电话,泣不成声地告诉我,奶奶去世了,她会回来参加葬礼,恳求我也赶回来。但我还是没有。后来她照旧发来邮件,告诉我她博士毕业、谋得教职等事情,末尾仍旧是那句话,只是少了奶奶两个字。一直到今年夏天,她发来一封邮件,告诉我她回来了,会在北京住一段时间。

我们在一间市中心的咖啡馆碰面。她有一副常去健身房的好身材,皮肤还是像从前那样白,不过,我很惊讶她脸上那道伤疤竟然如此明显。我没见过她有了这道伤疤之后的样子。听说是从高处摔下来受的伤,这倒真是不可思议,从前每次受伤的总是我,不是膝盖磕破,就是手臂蹭伤,而她是从来不会做爬高上梯之类的事的。那道凸起的疤,从右边的嘴角斜着向下,一直延伸到下颌骨的边沿,足足有五厘米。不讲话的时候还好,那道疤像是睡着了,一讲话,它立刻随着她口型的变化动了起来,仿佛有一条蜈蚣,

在那层很薄的皮肤底下爬。我只是感到有点惋惜。从小到大,她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始终沿着规划好的道路往前走,这道疤或许是她人生唯一一个意外吧。

沛萱告诉我,有一家电视台准备制作一部关于爷爷的纪录片。这次她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制作组收集素材,联络和采访一些了解爷爷的人。她希望我作为爷爷的另外一个孙女,也能参加录制。

“你就讲一讲小时候住在爷爷家的事,很简单的。”她说。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说。

“怎么会呢,你好好回忆一下……”

“想不起来。”

“我知道你是因为你爸爸的事。可是他们断绝来往,也不是爷爷一个人的责任……”

“不是因为这个。”

“他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是他……”

“不要再说了,”我说,“我得走了,你还要再坐一会儿吗?”

她叹了一口气,示意服务员埋单。

但她并没放弃,隔几天又打来电话,约我再见面。那个时候,我刚和一个短暂的男友分手,必须尽快从他家搬走。我告诉她,自己正忙着找住处,没空见面。她提议我先搬过去和她一起住。因为纪录片的事,她要在北京住两个月,所以租了一间酒店式公寓。我同意了。第二天下午,我就搬到了沛萱那里。

“这就是你全部的东西?”她抱着肩膀,看着立在门口的两只旅行箱。

“有一只箱子还没有装满。”

“你过的是吉普赛人的生活吗?”她问。

我早就习惯了这种移动的生活。对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痕迹从某个地方消失颇为在行。平日购买生活用品,除却价格,还有一个重要的衡量参数,就是体积。在具有同种功能的同类物品中,我一定会选择体积最小的那个。吹风机、直发夹板、电熨斗、扬声器,所有这些都是最迷你的。香水都是五毫升的小试管。此外,尽量选择兼具多种功能的物品,折叠的开瓶器能开红酒、啤酒和罐头,便携充电器可以给手机、电脑以及相机充电,一罐乳液既能搽脸又能涂身体。我像节食的女人计算卡路里那样对物件的体积斤斤计较,把自己所占据的空间缩小到不能再小,如同生活在一只勒紧的胃里。

沛萱当然不会理解这些,她在美国一个人住一幢很大的房子,还有花园。她爸妈没跟她在一起,他们在加州,她爸爸身体一直很糟,两年前中风瘫痪了,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都没法回国了。

搬过去的第二天,沛萱再次提起纪录片的事。

“你对着镜头简单地讲几句就好了,”她说,“很容易,不是吗?”

“有你一个孙女不就够了吗?”我说,“要那么多家人干什么,很多大人物都是断子绝孙的。”

沛萱惊愕地看着我。她沉默了一会儿,“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两个里面,爷爷更喜欢你。”

我笑起来,“怎么可能,他和我爸水火不容。”

“对,他是跟你爸爸不和,但他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长得像他母亲。奶奶说的,额头和眼睛都很像。”

“能不能不要再提他了?”我说。



在随后一些天里,她真的没有再提起爷爷。但我很快发现,沛萱的生活里,充斥着爷爷留下的痕迹。有时候我甚至会有一种错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和她一同住在爷爷家的那三年。我拿起茶杯喝水的时候,发现把手上绑上了胶布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桌上还有另外一只,写着她的名字。从前爷爷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防止有人错用了别人的杯子。在爷爷家,用错杯子是一件很大的事,他们以假定家里每个人都是肝炎患者的态度,杜绝着任何发生传染的可能。那时候我曾偷偷用了沛萱的杯子,想把自己的感冒传染给她。事实证明,杯子的威力根本没有那么大。

酒店式公寓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沛萱在水池旁边的瓷砖墙上粘了几个挂钩来挂毛巾,每个挂钩旁边也都粘着那种小胶布条,上面写着:“洗碗用”“擦桌用”“擦手用”,我看着那一排职责分明的毛巾,恍惚觉得站在从前爷爷家的厨房里。关键在于她用的不是便签纸,不是黏性贴纸,而是那种窄窄的胶布条,带着一股浓重的药味。从前在医院工作的人,家里都会有这种胶布条吧,你奶奶家应该也有。不过很少有人能像我爷爷家使用得那么充分。裹着塑料膜的电视机遥控器两头缠着这种胶布条,收音机的天线上缠着它,开裂的文具盒外面也缠上两条,沛萱还教给我,把它剪成小方块贴在作业本上,盖住写错了的字,即便后来有了修正液,她仍旧对它们不离不弃。我很痛恨这种胶布条,讨厌闻到上面那股医院的味道,更讨厌它把文具盒、遥控器和收音机都变成了缠着绷带的病人。

沛萱还继承了爷爷那种对自己严苛得近乎法西斯的生活态度。但她把这说成是必要的节制:早晨醒来绝对不会再在床上逗留一分钟。说好看三十分钟电视,到了时间哪怕正好播放到一部电影的结尾也会毫不留情地关掉。有一天晚饭之后我们讲了一会儿话,然后她说该吃水果了。可是看了看表,八点半,比平时晚了半小时,她就说现在不能再吃东西了。最要命的是她竟然还戴着牙箍,那种隐形牙箍,吃东西之前要先去摘下来。

“你小的时候不是就戴过牙箍了吗?”我问。她小时候戴的是金属丝的那种,说话的时候一嘴的寒光。

“现在牙齿又有缝了,要再戴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是一劳永逸的。”她凑近我看了看,“你也应该戴一段时间。”

“不要。连说梦话都戴着一层塑料套子,多假啊。”

有一天她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带了两瓶葡萄酒。她说晚上可以喝一点红酒。我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她用干布耐心地擦去酒杯上的水珠,把它们并排放在桌子上,分别向里面注入三厘米高的葡萄酒,然后用瓶塞把酒瓶封好。我立刻意识到我们对于“喝一点酒”的理解不一样。倒酒的时候她一直盯着玻璃杯,仿佛上面有一道刻度线,而里面装的是生病的时候喝的止咳糖浆。等沛萱睡觉以后,我把她收起来的大半瓶酒拿出来,拔掉塞子,一个人继续喝。

第二天中午我才醒过来。头有点疼,走到外面的房间,她正坐在电脑前回复邮件。

“你是不是根本不记得昨天的事了?”她一边打字一边问。

“我喝醉了?”

“我半夜起来看到你躺在地板上,酒杯打破了,一地的玻璃碎片。”

“抱歉,我的酒量不大好。”我抬起手,发现胳膊上有一大块瘀青。

“不,你的酒量好极了,不仅把剩下的大半瓶红酒喝光了,还又打开另外一瓶,也一点没剩。”

“是吗?”我隐约想起昨夜自己握着红酒,四处寻找开瓶器。

她忧愁地看着我,“你是不是也有酗酒的倾向?”也有。她用一个“也”字逼迫我想起我爸爸。

“可能。”我说。

“为什么?”她看着我,“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试着戒掉?可以通过药物,美国还有戒酒所,国内应该也有吧?”

“我喜欢自己有一些恶习,这样我不至于太讨厌自己。”我没有告诉她,这项恶习是我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每次喝醉以后,我都会觉得离他很近。

“我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她摇头。痛苦的表情不适合她,会让那道疤变得扭曲。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总是面无表情。后来,她再也没有买酒回来。有些晚上我会出门,找朋友一起喝酒。每次她看到我临走前忙着吹头发和化妆,总是会很生气。那是一种感情复杂的生气,有时候像是一个管教不了女儿的母亲,有时候又像一个看着妈妈精心打扮,出门赴约就会不高兴的小女孩。她从来不化妆,也几乎不参加派对。她总抱怨美国人在毫无意义的社交派对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是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蠢的原因。她看到我大概才意识到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全世界的人都在变蠢。

每次洗脸,我都能从镜子里看到挂在浴缸上方横杆上的内衣。我们两个人的胸罩,肩并着肩,貌合神离地挨在一起。我的都是樱桃红和嫩粉的颜色,细窄的半月形,劣质的蕾丝或仿缎,胸口系着小蝴蝶结,上面粘着一颗洗几次就会掉的小粒亮钻。她的则一律是白色,舒适吸汗的纯棉布料,几乎都是相同的款式,用料慷慨的宽大形状,一直连到腋窝底下,我简直怀疑她从货架上把所有同一尺码的都买了回来。

“这么花哨的胸罩,都是穿给男人看的吗?”我换衣服的时候,她在背后幽幽地说。

“怎么是穿给男人看的呢?”我说,“你自己难道不会照镜子吗?”

她真的不照镜子。大概由于那道疤,她不愿意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因为缺少镜子,她如同一个未发育的小女孩那样,活在蒙昧之中。有时候,她会流露出小时候的神态,只是那种发光的神采不见了。我仍旧记得那时候,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她抱着国旗走向旗杆,皮肤在阳光下白得耀眼,颀长的身形洋溢着一种动人的少女气息,我简直觉得全校的男生都要爱上她了。

只有一个晚上,我们谈起过比较私密的话题。我问她有没有男友。她说没有。

“性伴侣呢?”我问。

“我不需要那个,”她红着脸说,“我过得很充实。”

“你呢?”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

“我觉得男人都差不多,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和谁都能一起过。”

“你的人生态度很有问题。”

“我的人生没有态度。我就是那么一天天活着,活下去。”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里,沛萱忙着和摄制组一起开会。中午我睡醒的时候,她已经出门。我自己弄一点吃的,然后坐在电脑前写稿。她通常吃过晚饭才回来,那时候我已经准备出门。因为是夏天,几乎每天都有朋友在酒吧喝酒,不管谁叫我,我都会去。

等我深夜回来的时候,沛萱早就睡下了。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但几乎碰不到面。直到有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过了十二点,我湿淋淋地跑回家,发现她还没有睡。屋子当中放着旅行箱,她正把叠好的衣服放进去。我心里一沉,纪录片拍完了吗?我竟然有一丝惆怅,但她告诉我,她只是要出差几天,随摄制组到云南和缅甸去。

“云南?你们拍的是风光片吗?”我问。

“你知道吗,”她说,“爷爷参加过远征军。抗日的时候齐鲁大学迁去成都,他在那里入伍,跟随军队去了云南和缅甸。有张资料照片,是一个连的士兵和孙立人将军的合影,我在里面找到他了!”

我当然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孙立人将军是谁。

沛萱从写字桌上拿起一本书,飞快地找到当中的一页,指着照片上一排士兵中最右边的那个人给我看。那个在很低的像素和很远的时空里的年轻士兵,看起来可以是任何人。我注意到那一页的右上方折了一个角,小小的折角,很当心地不让折痕碰到照片,也不要压到最右边的那个人的身上。

“他在医护队工作,负责抢救伤员。当时不是有英国派来的支援部队吗,他还给支援部队的军官做过翻译……”沛萱一边说,一边又开始翻那本书。

“别说了,我是不会参加录制的。”我说。

“你以为我是为了让你参加录制才说这些的吗?”她冷冷地说,合上书放在膝盖上,“我只是认为你应该知道。不管你是否承认,爷爷都是我们家的荣耀。我希望和你分享这份荣耀。当你接纳它的时候,它就会充满你,带给你力量。”

充满我?像圣灵一样吗?她想要和我分享的,恐怕不是荣耀,而是她的信仰。她对爷爷的感情是一种信仰。所以明知徒劳,她仍孜孜不倦地把那些“荣耀”的故事讲给我听,就像是一个教徒尽着传福音的义务。她用一种召唤的目光看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只迷途羔羊。

“沛萱,”我打破了沉默,艰难地对她说,“你知道这份所谓的家族荣耀有多么滑稽可笑吗?”

“不要再说了,”她倏然站起来,“就算你没法理解,也请你不要中伤它,好吗?”那道疤在颤抖。

我把目光移开,正想着该如何继续说下去,她已经飞快地奔回里面的房间,砰地合上了门。



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坐在危险的沉寂里。我想象着下一秒,自己会冲过去,拉开那扇门对她说:“沛萱,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吧。”

她可能预感到了我要说的话将会是一场暴力。但我和我的影子堵在门口,她逃不出去。她蜷缩在那里,惊恐地看着我。然后我会解开口袋,真相像一条恶狗从里面跑出来,狂吠着扑向她。只需一点时间,她就会失去那些对她来说最宝贵的东西。我将站在那里,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然后告诉自己,我并没有做什么。对她施暴的不是我,而是真相。真相只是借了我的手去解开那只束着它的口袋。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主宰着如何处置真相的权力。我可以决定是否让它去伤害沛萱。我当然可以无视那些伤害,假正义之名将真相说出来。我还可以说服自己相信,把所知的真相说出来是一种责任。正义和责任,听上去多么崇高啊,可惜它们不是真正贴着身体的感情。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面前那扇十二楼的窗户。窗外是暴雨,皎洁的闪电不断划过。有一束光握住了我。它温存地抚摸着我的头发。你不能想象,而我也无法解释,当我决定永远把那些事束在口袋里的那一刻,忽然非常地想念你。

沛萱去云南和缅甸的时间比她预料的要长。后来她打来电话说,美国的大学有重要的事情等她回去处理,她买了从香港飞美国的机票,就不回北京了。她说她多付了一个月的租金,我还可以继续住下去。

“希望你能早点找到工作,还有,快些戒酒。”她站在中缅边境,风很大,声音像天空中疾飞而过的鸽子。

“你也保重。”我挂掉了电话。

沛萱离开之后,我似乎变得积极了一点。去酒吧的次数减少,也没怎么喝醉过,还在书店找了一份工作,跟朋友合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秋天的时候我妈妈来看我,在北京住了几天。厨房的炉子坏了,我们坐在小得转不过身的房间里吃外卖,她低着头扒白饭,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她失望透了。她一直盼着我早点嫁人,买个房子,好让她也搬进去。这些年她一直住在我姨妈家,受够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回济南之后不久,有一天凌晨两点,她给我打来电话,说不知道你爷爷现在怎么样了。我感到很吃惊,这些年她从来没有提过他。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爷爷住的那幢小楼是医科大学送给他的,就算他不在了也不会收走,对吧?毕竟是亲孙女,她说,要是你能回来照顾他,他还是会高兴的,说不定就把小楼留给你了。我说我不会回去的,让她打消这个念头。可她好像着了魔,隔几天就打一个电话。渐渐地,我忘记了她的目的,只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重复着,回来,回来。我开始想起很多童年的事。直到上个星期,我又做了那个梦:我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车厢里,一个红色的俄罗斯套娃滚到脚边。我把它拿了起来。有个女人尖厉的声音在耳边说,打开它呀。我拧开它的肚子,看到一个小一号的套娃,长得一模一样。我又把它拧开,里面是一个更小的。我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越来越快,汗水不断流到眼睛里,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拦腰斩断的娃娃们在地上骨碌碌地滚动,那个女人的声音还在说,打开它呀,打开它呀。我醒过来,枕头上都是汗。这个梦又回来找我了,它每次出现都是一种召唤。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回来一趟。他可能就要死了。

我是上个月回来的,没有通知任何人。到的时候是晚上,门铃坏了,但门没有锁,扭一下把手就能打开。我循着吵闹的声音来到一楼的尽头,看到一屋子男男女女围在圆桌旁边,两个男人在猜拳,另外几个人正摇晃着脑袋,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唱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空酒瓶,桌子中央的电炉子上,有一锅红油在咕噜噜地翻滚。

在好不容易弄清楚我是谁之后,一个女孩冲出屋子,用力地敲着对面紧闭的门。隔了一会儿门才打开。

走出来的那个女孩就是照顾我爷爷的保姆小梅。小梅已经把身上的衣服穿好了,但身后那个男人还没有,皮带出了一点麻烦,他正背过身去弄搭扣。客人们仓皇散去,剩下小梅一个人站在屋子当中,咬着嘴唇恶狠狠地抹桌子。这幢象征着毕生成就和荣誉的大宅,到头来成了保姆幽会的乐园,真是有些讽刺。可惜我爷爷到死也不会知道了。半年前的一场肺炎之后,他一直躺在床上,再也没有离开过现在这间屋子。也没有人来看望,我爷爷讨厌被打扰,几年前就和外界断绝了往来。

两天后,我解雇了小梅。临走前她来和我爷爷道别,还哭了,好像有几分真感情。不管怎么说,一定比我对爷爷的感情深。我爷爷也习惯了被她照顾,可是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我。

佳栖,佳栖。他会冷不丁地喊一声,好像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忘掉这个名字。刚回来的那几天,我在这间屋子里待了很久。坐在这里看着他,想象着那场发生在我们之间的对话。关于我们这个家庭的悲剧,关于他如何变成现在的他,而我又怎样长成今天的我。我在心里排演着要对他说的那番话,练习着冷酷的语气,把每个词削得像铅笔一样尖。要足够锋利,给他致命一击。

可是事实上,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一场寒流。吃了两天药,烧退下去了,神智却没有恢复。可他还能思考,意志也还在。大小便失禁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会一直憋着,直到我把痰盂放到他的身子底下。为了挑战他的意志,我曾试过十几个小时不管他,他竟然仍旧能坚持。这可能也是站了几十年手术台练就出来的一种职业素养。

我渐渐很少到这间屋子里来,除了喂饭和帮他解手。我不愿意和他面对面看着彼此。虽然在他浑浊的瞳孔里,我或许只是一个毛边的轮廓。他也垂着眼睑,尽量不看我。给他擦身的时候,我总是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背后温热发皱的床单。他太瘦了,毛巾简直要把那层皮捻起来,我好像在擦拭一根一根的骨头。他把头转向一边,眼睛看向地板。这似乎令他感到很屈辱。他曾是一个那么有能耐的人,救过无数人的命,最终却要让别人拽起胳膊擦腋窝。不过说真的,作为一个老人,他算是很干净,身上没有任何难闻的气味。这一定也是通过强大的意志来实现的吧,他不允许自己发臭。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弃自己。

他被授予院士称号的时候,这座医科大学,包括我们的附属小学应该都很轰动吧。可惜我已经转学,在新的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晚报用整整两版报道的中国最著名的心脏方面的专家就是我爷爷。有时我会想,要是我没有离开,要是我一直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我会长成另外一个人吗?

前天晚上,我坐在楼下的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一个纪实节目,寻访留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有的当了华文补习老师,有的开着一间小杂货店。他们的身体依然硬朗,却已耳聋或痴呆多年,似乎有意早早关闭了感官,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他乡就看起来有些像故乡了。打完了日本人,因为不想回国再打内战,他们决定留在缅甸。这一生从此偏离了航道,不再与大时代共振。

记者采访了一个老兵的孙女。她继承了爷爷的生意,现在是杂货店的老板。我盯着她黝黑的脸庞看,她也可能就是我,如果我爷爷当时留在了那里。也许他会开一间诊所,靠一些当地的华人帮衬,惨淡地经营下来,从我爷爷到我爸爸,然后再到我。我长大了,可能和一个缅甸的男孩谈了恋爱,我们冒着雨跑到广场上去看昂山素季的演讲,坐在电视机前听到新闻解禁的消息,相拥欢呼。那原本不是属于我的人生,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那里,开出草率的花。但因为少了根的羁绊,没准也能活出一点自己的气象来。至少,会更干净一些。每个古老的国家都积下太厚的尘垢,离散是一个自我洁净的过程。那种夹杂着痛苦的自由,令我向往。

可惜我爷爷没有离散的勇气。那片贫瘠的土地也无法承载他的野心。然而沛萱并不觉得爷爷有什么野心。关于爷爷的纪录片里有一段她的采访。她说,我爷爷曾经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个最随波逐流的人,求学就好好读书,学医就悉心看病,该入伍的时候入伍,该入党的时候入党。他只是踩对了步伐,时代更迭太频密,一不留神就会踏空,坠入深渊。随波逐流其实是最难的,如同情报工作者耐心地调试无线电,要有多么灵敏的耳朵和平静的心,才能把自己和这个时代调到一个频率上。

现在电视里放的就是她寄来的纪录片。下午等你的时候,它一直在循环播放,我断断续续地看着,不时走一会儿神。要是有机会,我会告诉沛萱,我很喜欢远征军的部分。我喜欢我爷爷的前半段人生,喜欢想象要是他在当中的某个地方停下来,现在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会是怎样。

 

未完……精彩全文请见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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