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彦弘 |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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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9-06-15 01: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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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当他离开我们五周年时,正是牛年,是他的本命年。本想写些什么,但终于没能完成。

我们姐弟仨都很怕父亲,到他年纪大了,我们成家了,依然如此。在家里,妈妈到哪个房间,我们就都跟着到哪个房间,那个房间便传出欢声笑语。过一会儿,父亲也踱过来,我们便又讪讪地,边保持着笑容,边隔一会儿一个,溜了出去。有时父亲也会对此表现出不解:“我是老虎?我吃你都了?”这时,母亲便会解围,笑着调侃道:“你可比老虎厉害,你都把孩们吓怕了。”



我从小随母亲在老家襄垣,到十岁那年(一九七五年)的深秋,才随母亲调到父亲工作的城市晋城。襄垣和晋城,都属晋东南地区,相隔不过三百里地,但我到晋城以前,记忆里很少有父亲的影子,只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背了一袋白面回家。他在五阳火车站下车,途中搭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到家的,不然,他就要背着到家了;那儿离家有好几里地呢。那时,家里只有来了亲戚,大人才会单独给客人擀碗面吃。给客人吃,总不能可钉可铆,都会多做一点;馀这点儿,就分给我们孩子们“赶嘴”(襄垣话,吃上点好吃的)了。也许正因为这是袋白面,所以印象格外深?幼年的记忆里,惟一的一次跟他单独相处,就是他带我到南风沟他干娘家。走啊走,走了一上午,才到她家;吃了午饭,又走了一下午,才回来。途中经过一座木桥,很高很窄,桥面有许多洞,看着桥下的昏黄的水,头晕脚软,生怕要掉下去。


其实,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文革”爆发的那年。不久,那时还叫四新矿的古矿发生了武斗,西大楼被炸,父亲跑回老家,看了我半年。

到晋城后,朝夕相处,但却并没有让我对父亲有亲近感,相反,总是很怕他。

那时的孩子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我比较怂,不大惹事,挨打相对少一些。我记得他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跟妈在院子里摘菜,妈因为什么事教训我,我就跟她撺牙撩嘴——我们襄垣话,你这么说,我那么对,让妈没话说,但又不是公然的顶嘴,有点没理搅三分的意思。正在为自己得意时,我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知道父亲从屋里出来了。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明知道父亲出来了,按理说,我应该闭嘴才对,可仍然跟母亲辩了几句,结果,父亲蹬了我屁股一脚,骂了我一句,出门去了。这实在算不得挨打。


另一次,是读初三了吧,我们的教室已经从平房搬上了楼。每天晚自习下课后,都跟同学在教学楼里疯玩一会儿。一天晚上,跟黑邦他们拖着大扫帚打闹,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打到楼上。大概玩得实在太大发了,忘了时间。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就一起来学校找我。我一看,就知道结果不妙。果然,回到家,被父亲用揣火棍——那时虽住了楼房,但只通了自来水,没有煤气暖气,各家还是仍旧用煤火作饭;把煤泥放进炉糛后,用这根尺把长的短棍摁瓷实——狠狠揍了一顿。这次虽然应该算是挨打了,但我对这顿揍究竟有多疼,已全然没有了印象;只是记得我们楼下的邻居、也是我们老乡,上来敲门劝父亲——如果揍得不狠,不致惊动邻居吧。

还有一次,是本该挨打却没有被打。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那时的小男孩,在课余总会给家干点啥。父亲用风筒布给我做了个工具包,扁扁的长方形,有一根带了,可以背。我经常背着它,跟姐姐或同学去捡废铜烂铁,但主要是捡煤块焦炭之类,所以他还用粗铁丝给我做了一个像手那样大小的小杷子。这年的秋天,大概期中考试结束了,我没有跟同学出去捡东西,而是被数学陆老师叫到她家,帮她登录同学的考试成绩。这一弄,就弄得挺晚。父母回来了,院子里有我隔着院门扔进来的那个工具包,这说明我没去捡。到晚饭时间了,人还是久等未归,他们有点急了,到处找,到老乡家、同学家,找一溜够,没有。越找越急。那时孩子放学,父母是双职工的,经常会到妈妈单位。我家到母亲单位的路上,有个小水池;他们就担心我在去找母亲的路上,失足掉入池子里了;这个池子的边上,有农村的一个打麦场,堆着麦秸垛,他们又疑心我跟小伙伴玩,被埋在麦垛里了。于是,跑上去找,也没有。没辙了,父亲到了矿上的广播站,广播找人。几家老乡听说丢了孩子,当然也都很急,来我家宽慰,又帮着到处打听。这通乱,我全然不知。等我跟几个同学登完了成绩,施施然回到家,看着这么多人,才知道出事儿了。这虽然不算犯了多大的错,但不告家里一声,这么晚才回来,弄出这么大动静,挨顿揍实在不算过分;这顿揍不仅难免,而且会很重。父母见我回来,就问我到哪儿了;我据实回答,大概还用了个“兴师动众”之类的词,逗得大家大笑。大家都离开了,我想该挨揍了;但,父亲没有揍我,好像也没太骂我。


这样的经历,总不应该是我怕他的原因。但是,我就是怕。




我们刚搬到晋城,没有房子,暂住他们单位下料队在东大楼的会议室,有三大间吧。冬天生着火。一次我下午放学回来,妈妈还没到家;父亲正在睡觉,他是上夜班。我一进了这间会议室,他就睁开眼,跟我对了一个眼神,就又合眼睡去。我则站在火炉边,左右微微挪动,尽量用烟筒挡着我的脸,以免再跟他对视。边微挪边惶恐地想,我用烟筒挡住了自己的脸,看不见他了,但能不能同时也挡住他的脸,让他也看不到我呢?

后来,第二年开春吧,我们从会议室搬进了“下面公房”的一套平房里。所谓一套平房,是一进院门,有一长条状的院子,往里走,依次是厨房、一间小卧房、一间大卧房。不久,我们在小厨房的外面,又自己加盖了一间简易房子当厨房,原来的厨房就当成了姐姐的卧室。

一年秋天,妈妈生病住院,由父亲直接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放学后,常常总是先偷着跑到医院看看妈妈,然后再回家。所谓偷着,就是不告诉父亲。为什么不敢告父亲呢?也许是因为先回家告诉父亲,他就不会准许我们再出来去医院?不知道,反正不先回家,也不告诉他。

我上初中后,大概是一九八〇年吧,搬进了楼房,当时这是我们矿上最时兴最好的房子。每户都有三间房子,有阳台。我们住在最高层,第四层,窗明几净,真是太好了,虽然依旧是用煤火作饭,冬天也没有暖气——若干年后,才又凿眼儿,通上了煤气管和暖气管。

又是妈妈生病住院,正逢期末考试。那天考的是数学。我放学进家,父亲正在给我们作午饭。这时,他边下面条,边问我:

“你前晌考的什么?”
我嚅嚅地说:“考的数学。”
“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啊!”
“怎么不知道?”
“分还没有判出来。”
“考的什么题啊?”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嗯了半天,两只手分别反复捏着、搓着两边的裤缝,低着头,终于低声地说:“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你考试了没有?”
“考了。”这时已经带着哭音了。
“考了?考了就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头低得更低,嗓子有点涩,轻轻地慢慢地咽了点唾沫,好像怕他发现一样。这时,又飘来父亲不高但却听起来很严厉的声音:“你动脑筋了吗?”见我不答,停了片刻,又用发出询问的声调:“嗯?”
我不得不接话:“动了。”
“动了?动了还能忘了题?我考过的题,都忘不了。只要动了脑筋,就不会忘。”

我一边害着怕,一边心里暗暗嫌自己记性差,同时又有些佩服父亲——人家怎么就能记得住呢。在胡思乱想中,听到父亲骂了句襄垣人的口头禅,然后说:“心里就没个红劲,只知道欢。我说你,瞧你低个头,好像自己知道错了。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有本老账,就是不管你说啥,我还是不学,看你能怎么样。”

听到这儿,我才鼓起勇气,略略抬了抬头,委曲地看了一眼父亲,又赶快低下头来。

这时,他已将面条盛在了碗里。“去吃吧!”

我听了,不敢马上去接碗,又抬了下头,又低下。“还不去吃?让我喂你?”

听到这儿,才知训话结束,我可以去吃了。于是接过碗,出来去吃饭。

也许真的像父亲批评我的,心里确是没有红劲。一出来,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狼吞虎咽,吸溜着吃起面来,真是香。

吃完了,父亲已经给妈妈用保温饭盒装好了饭,让我去医院去送饭。这活儿,我当然很爱干。

在学习上,最怕的事,就是父亲检查作业,或者问我们的学习情况,虽然这样的事并不多。同时,我也最羡慕邻居孩子。孬和个叽偶然会来我家问父亲题,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和颜悦色,一遍遍地讲,直到人家听懂,面露笑容而去。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像他俩一样,主动问过父亲题;都是父亲“问我”,比如考试之后。在我看来,父亲给我讲题,都不是为了给我讲题,而是借讲题之名、行难为我之实。每次,都是问我为什么错了,或是为什么不会做;我当然永远是低头沉默,作认罪状。

“你上课听讲了吗?”
“听了。”
“听了为什么不会?”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
“嗯?”
我还低着头,不敢吭气。

于是开始讲。但是,在讲的过程中,难免又会问我学过的公式、定理之类。一旦答不上来,又是“你上课听讲了吗?”“听讲了?听讲了,怎么不会?”我有时会说,“我忘了。”
“忘了?忘了吃饭了没有?”
我头低得更低,嘴唇好像动了动,当然不会有声,也不敢有声。
“忘了吃饭了没有”,简直就是我头顶的魔咒,是我少年时代的一句梦魇。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给我讲题,基本是前五十九分钟在训人,只有最后一分钟才是讲题。开始讲题了,意味着训诫基本结束了;这就像老婆训我女儿,“跟你爸一样”是整场批评的结束哨。

我在家里干的家务,在买洗衣机以前,主要是两件。一件是每周日跟姐姐去“水房”——公用水笼头处洗衣服——其实是她负责洗衣服,我负责洗鞋;是全家人的。另一件是洗碗,一般我洗中午的碗,姐姐洗晚饭的碗;早晨,时间紧张,我们吃完就匆匆上学了,这顿碗由母亲洗。我读初中时,家里买了单缸洗衣机,我一般只帮着用清水投洗一下被单、被罩之类的大件;是不是仍旧负责洗鞋,忘了。

洗碗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直到今天。但我干活像母亲,毛手毛脚,经常不知为什么,总是手一滑,碗打了。打碎了,倒也好办,干脆偷偷扔了了事。就怕打个豁,扔了,自己也舍不得;不扔,那就等着挨骂吧。经常是,父亲发现碗少了,就问;这时,母亲会出来打马虎眼儿,说碗是干什么用了,或者她打了。所以,那时我就想,等我成了家,当了家长,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看谁能管着我。边想,边将脖子一梗,作一副得意状。不料,成了家,我仍负责洗碗。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仍然是常常不慎打碗;每次打了碗,仍然是诚惶诚恐,下意识地抬头四处望望,就像小时候做下错事一样。这时,总会传来老婆“关切”的询问声“又打碗了……”



在我们家,父亲是绝对的家长。我们姐弟都很怕他。只有家长才会有这种威严。每顿饭,第一碗都要由我们双手毕恭毕敬端给他,并说:“爸,吃饭。”只有家长才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在家可以什么活都不干,这也是只有家长才有的权力吧。那时,我也曾偶然想像一下自己当了家长的情形,哼、哼、哼……那是多么得意的事啊。可等自己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才知道,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家里的事儿,妈妈基本不让他管。母亲总是一大早起来,做早饭的同时,就把中午的烩菜炒好。这样,中午谁先回来,谁就和面擀面条。所以,我那时也能擀得一手的好面条,既薄又匀,还不会粘在一起。父亲不会骑车。不会骑车的人,就不会推车,因此到粮店打粮,始终都是母亲带我们一起去。




母亲只会炒烩菜——把种种菜混到一起炖,但父亲会炒单炒菜,过油肉尤为拿手。每逢过节,家里就会吃米饭,请父亲炒单炒菜。这时,父亲便会像大厨一样走进厨房。但每次炒完,他不会顺手把菜从厨房端出来,而是自己独自出来,洗手,然后回到大屋,点着根儿烟。这时,我们忙着将菜端到饭桌上,再进屋请他,他再上桌,就主位落下,开吃。

每年只有一天例外,这就是大年初一。早早地,他和母亲就起床,准备供奉祖宗和家神等的供品。整个的操作,都是他主导,母亲给他打下手。烧香供上,他们俩磕了头,他又忙着做早饭,襄垣叫“金丝钓葫芦”,就是挂面和饺子分别煮熟后,盛在酸汤里,外加点菠菜之类。决定味道的关键是酸汤。这种酸汤的勾兑,父亲极为擅长。等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才会叫我们起床,磕头后,放炮、吃饭。这一顿饭,他几乎是全权负责的。

父母在做家务上,也有明显不同。母亲做事快,麻利,但不细;父亲基本不做家务,但有些非他做不可的事,比如家里什么地方或什么东西坏了,要他出马来修,那真是有钻研精神,像对待艺术品,精益求精。但是,他一干活,我们都有种紧张感。正因为他干活精益求精,所以,干起来就很慢。这时,如果正赶上饭做好了,喊他先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吃饭,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喊第一次时,我们还理直气壮,语气里充满着对父亲的关心——不能饿着肚子干活啊;这时,父亲百分之百会头也不抬地,语气也很和缓地答应道:“嗯。你们先吃。”可是,大家都不太敢吃。




每顿饭,母亲大多是最后一个吃,因为下面条,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吃。一般都是第一锅,除母亲外,大家一人一碗;随之,母亲下第二锅,大家又一人一碗,母亲才会跟着吃。父亲总是吃第一锅的第一碗。所以,他这时候不吃,我们哪敢吃。况且,他正在为家里干活;他既是家长,又正在干着活,我们就更不敢落下他,自己去吃。这时候,如果谁再去喊父亲,他一般都会眉头微皱,说:“你都先吃meng。”语气明显带着不耐烦。这时,就需要母亲出马了。她过去,说:“你先放一放。吃了,收拾了,你再慢慢干。”父亲听到母亲的话,才会略再干几下,不情愿地过来吃饭。




父亲不在了,有时跟母亲聊起父亲的家长作风,我还开玩笑说,这都是她一手策划,并身体力行加以维护的结果。这时,我妈会说:“人家就是家长嘛。还能没有规矩!”所以,母亲来我家小住,有时女儿跟我开玩笑,喊我名字,我妈极不痛快,马上软硬兼施,予以制止:“不能叫名字。他的名字也是你叫的。我们孩儿乖,可不能这样。”我开玩笑说,“起名字不就是让叫的嘛”。母亲立刻沉下脸,低声训斥道:“养活你这么大,养活了个傻子。还念书呢,都念狗肚子里了。”我这才赶紧假装板起脸,冲女儿说:“以后不许叫啊。”逗得女儿哈哈大笑,母亲也跟着边笑边说:“傻货。”

父亲的脾气很倔,用母亲的话说,是倔巴头,很ge-liao,即不随和。但他是老派的家长,这种不宜人、不随和,并不是对谁都这样。

一年春节,大家都想到外面吃饭。跟母亲商量定,可怎么跟父亲说呢?父亲不愿让我们乱花钱,一定不会同意。不知我们姐弟仨,是谁跟父亲去说的;父亲一听,冷冷地说“你们去吧”,然后转身,躺床上了。那时我们都已经各自成家了,是“大人”了,所以父亲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满。母亲有经验,马上安排儿媳妇去跟父亲去说。果然,弟妹进屋,说“爸,咱们全家出去吃饭吧”;父亲答应一声,起身出来,随我们去了。

现在想来,父亲的家长,实际是名义上的。我们都怕他,不敢跟他顶嘴,什么事也不敢跟他商量;我们都是跟妈妈商量。母亲是不是跟他请示过、汇报过、协调过、争取过,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是跟妈说通了,事儿就算定了。其实,家里的事,他基本什么都不管。用母亲的话说,是“甩手掌柜”。他惟一的任务,就是上班。发工资后,除留一点点零用,其馀悉数上交母亲。家里的吃穿用等等一切,都由母亲统筹决定。就连父亲的生活,也是由母亲安排的。比如,父亲退休后,每当该洗澡时(那时家里还没有安装淋浴设备),母亲就把父亲要换的衣服放在一个塑料袋中,告诉他:“这是洗澡换的衣服。”父亲看都不看,拎着到矿职工澡堂洗澡去了。所以多年后,我常跟母亲开玩笑:“我爸是名义上的家长,你才是实际的家长。”这时,母亲都会纠正说:“哎(三声,表示否定)。人家才是家长。”



自己年纪大了一点,才有了点“反抗”的意识。读大学时,我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批评他不干家务,希望他能稍稍干些家务,以减轻母亲的负担。听母亲说,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讪讪地跟母亲说:“儿子不认我了!”母亲一听,当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详细问了一下,才知道原委。母亲一边笑,一边劝导他。这以后,他基本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帮母亲拖地。




不过,父亲的不做家务,母亲也不坚持让他做家务,实在也跟他的工作过于劳累有关。

他在古矿下料队工作,主要是将采煤队所需要的枕木等运往井下。总是上小班,每个月倒一次班,早班、三点和晚班。早班,是早上五点起床上班,到下午两三点到家;三点班,是下午两点多上班,晚上十一二点到家;晚班则是晚上七八点上班,第二天凌晨到家。连续工作这么久,中间不能进食;有“班中餐”,即中间停下来吃点东西,那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

下料队属“二线”,虽然比“一线”的采煤队挣钱少一些,但在安全上,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虽然是国营大中型煤矿,但那时的安全,实在太不安全。总是隔三差五就有冒顶、进水、跑车等种种事故发生。父亲也出过事故。一次,好像是井下的一扇风门突然拍回来,把他夹住了。安全帽帮了忙,万幸没有大碍,休了几天,上班了。每当父亲不能按时回家时,母亲就派我们到队里去打听,看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份提心吊胆……

母亲调到晋城时,也曾想在矿上安排工作,但阴错阳差,最终还是到了县上工作——那时孩子的工作,主要靠接班。如果在矿上,我和弟弟将来分别接父母的班,就只能仍在矿上工作。母亲说,在县上也好,将来至少可以让一个儿子摆脱在矿上接班下井的命运。

感受到他慈父的一面,那要到我们长得大一些了、他变得老一些了。

读初中时,有一年的元宵节,王台铺矿办灯。那时古矿到王台要先到矿务局,再转车到王台;返回亦然。王台的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好,我全然记不得了,只记得父亲带我从王台返到矿务局倒车。那时的冬天,那么冷。我里面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外面还穿着一个棉猴大衣——长及膝,上面连着帽子。就是这样,还是冷。那时的车,也不像现在,几分钟、十几分钟一趟,而是要等半天才发一趟。站在那儿,实在冷。我觉得自己已半僵了。路边有一家卖肉丸汤的小摊,父亲给我俩各买了一碗。我坐下来,就着小桌子,哆哆嗦嗦,闻着胡椒面的味道,真是香。这时看父亲,才发现他也被冻得稀鼻涕流着。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肉丸汤。以后,自家也可以做肉丸汤了,但似乎也没有这么香过。多少年过去了,一说肉丸,想起的仍然是那个小摊、那个小桌、那个香味,父亲将自己碗里的肉丸往我碗里夹的那个情形……

吃了一碗肉丸汤,身子才觉得暖和起来。也许是身子暖和了,不知说什么话题,我表决心,说我上班后,要用第一月的工资给他买件羊皮袄。父亲笑着说,等到我上了班的那天,也许他已老得拖不动羊皮袄了。

我读大学以前,出门最远的路,就是从襄垣到晋城。接到入学通知书,从晋城到北京,需要到新乡倒火车;可这火车,该怎么倒呢?通知书上说,到北京后坐电车103到动物园,再倒汽车332到人大;但我怎么知道哪辆车是103、哪辆车是332呢?莫非车上标有号码?……一堆的疑问,充满着从没出过门的胆怯。终于,父母商量后,决定由父亲送我到学校。那时,家长送孩子入学的,实在少之又少。一个大小伙子,还需要被家长送到学校,我被同学们嘲笑了好长时间。

那年(一九八四年)的九月上旬,父亲送我到北京。他就住在学校对面双榆树的一家小旅馆里,一间屋里放了几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学校一没事儿,我就去找他。一次,我们爷俩在附近转,就在今天利客隆的边上,有一个西瓜摊。这时,西瓜已经过季了。他要给我买一牙;我说不用了,太贵。他说:“嗨(表示感叹),贵甚了。苦中挣钱乐中花meng。”他还带我逛了动物园。那时,我觉得这个园子太大了,累得不得了,总是走啊走,也走不完。

父亲返家是九月八日。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上午我差点哭了,我父亲走了,他来去都很匆忙。他在北京没有买东西没有照相,什么也没有。他岁数大了!
……

这趟来京后,我觉得我的父亲苍老了许多。我母亲多病。在走路时看到我父亲微驼的背,我就想到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形象。他劳累了一辈子,第一次来京,就这样匆匆地去了。送父亲到北京站,我很伤感。




那个学期,我都特别想家。听妈妈说,每当母亲跟他唠叨想我时,他都会跟她说:“他去念书了。你当是你家开有学校,能在家念!”

后来,自己成了家,边读书边养孩子;再后来,终于工作了,但我的工资还不抵他的退休金。住在十平米的筒子楼里,对他住的“两室半”真是艳羡不已,他跟母亲常对我说,“要能搬北京,就给你搬过去”。孩子一岁多,母亲随我到北京,帮我带了一学期孩子;暑假将近,父亲来京接母亲。那时的冬天真是太冷,夏天又实在是太热,我又住在筒子楼的四层,顶层,格外热。父亲带我到双榆树百货公司,买了一个鹰牌的塑料电风扇,很轻便,可以随意放在任何想放的地方。这个风扇的质量真是不错,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着。

再往后,大家的生活开始逐步改善。人大开始给青年教工改造筒子楼,门对门的两家,各自在后面接出一块,加盖了一间小房间、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我们从东风楼迁到了红楼经这样改造过的筒子楼,正逢孩子入小学。这年的春节,父母来北京,跟我们一起过年。他眼睛老是流泪,我带他到附近的同仁配镜中心查了下视力;验光师说,是他戴的老花镜不合适,于是我给他重配了副老花镜。他为此很责备母亲,觉得母亲不该跟我说他眼睛的事,让我瞎花钱。又过了几年,就是他得病的前一年,二〇〇二年的春节,我迁入双榆树东里正规的单元房,他又跟母亲来京过年,按襄垣的习俗,送我一套盘子,取生活“翻盘”,即节节高之意。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得了重病。



母亲调到晋城后,因为生过几次病,身体变得很弱。父亲身体一向很好,我们都归之于他童年时打下的好底子;他家给他雇有奶妈,喝了好长时间。父亲每听到我们夸他身体好,常常接口说句襄垣的俗语:“一个哼哼哼,熬个蹬蹬蹬。”

二〇〇二年冬天,是一个多雪的冬天。过了阳历年,已是二〇〇三年的元月了,仍有积雪。一天,我正带孩子在楼下玩,接到了姐姐的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楼下。她说,你快回家,有事告你;我说,你就说吧。她坚持让我回家接座机。我赶紧带孩子回家,电话响了,姐姐告诉我,父亲可能是癌症,她已给他办好了转院手续,近两天即陪父亲来京诊治。这实在太突然了。放下电话,我就忍不住抽泣起来。女儿吓了一跳,在后来写的一篇作文里说,她以为我要自杀;她第一次感受到,爷爷,是爸爸的爸爸;她对爸爸的感情,就是我对爷爷的感情。

第二天,或第三天,母亲、弟弟陪父亲到了北京。弟弟搀着父亲走下火车,我就禁不住鼻子有些发酸。二〇〇二年的春节,父母和弟弟一家是在我这儿过的年,那时,他精神还那么好呢,现在,却已经很是委顿了。父亲也对我说:“你看,就一年,我就这么差劲了。真是老了。”我装着没什么事的样子,劝慰他几句,还故意跟弟弟说,“不用老搀着爸,爸没事儿”。

因已近年关,北京看病的人已不多,我们很快就挂了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的专家号。医生简单问了几句,看了看带来的已受磨的片子,就让弟弟陪父亲出去,然后对我说,肿瘤至少已有半年以上,从纵隔看,已扩散;他还说,不用看了。我坚持住院细细查一下,他同意了,立刻开了住院通知,并要求马上入院。我跟他商量,允许我们先回趟家,准备准备,次日八点前到院。

当天下午,我和弟弟陪父亲到人大的理发店理了发。他看起来精神一些了。第二天一早,我跟弟弟打车到医院,值夜班的医生将父亲暂时安排在急救室的一张病床上,等八点上班后正式入病房。父亲正在跟临床的病人聊天时,突然脸色煞白,慢慢往下倒。我在旁边扶着他,叫着他,同时弟弟就出去找医生。


一个上午,都在抢救。姐姐给父亲办转院北京的手续时,既没有告诉父亲,也没有告诉母亲。父亲在抢救,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这时,我才给老婆打电话,让她赶紧从单位回家,把母亲接到医院;同时,又给姐姐打电话,通知她来京。

经过抢救,父亲缓过来了。医生说,父亲心脏结构有先天性的缺陷,只是以前从未发作过而已;如果当时不是在医院,人可能就过去了。

接下来的十天,父亲作了全面的检查。医生说,他的体质已经很弱,癌细胞已经扩散,加上又有心脏病,根本不具备作手术的条件;“上手术台,肯定下不来”。那时,已是年根儿。母亲带着我们,陪父亲匆匆返回了晋城。

这一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父亲的病一天天见重,又遇到了“非典”。到端午节前后,父亲不能下咽了。“非典”得到控制后的六月末,我返家;我们决定到长治和平医院给他用作胃镜的方式,通过口腔,将一根管子下到食道肿瘤处,打开,形成一个食物可以流到胃里的管道。这样又维持了半年,直到年底,他病情加重,又住进医院。

父亲入院后,我即返家。孩子放寒假后,老婆买汽车票带她返家。这年,仍然是雪多。汽车走走停停,十二三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这时,父亲已经嗜睡,是浅度昏迷的征兆了。黄昏,老婆到家,就立刻赶往医院。父亲侧躺着,背对着门,听到她的声音,叫了她一声,说“你回来了”;老婆赶忙应答。从此,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正月初三凌晨,因癌细胞扩散,脏器衰竭而离开。

父亲出了中日友医院,离京返晋后,就是春节。春节一过,我即返京,又带上中日友好的全部病历,到方庄中国医科院的肿瘤医院,挂了放化疗科专家号,咨询有关后续治疗的情况。苗姓医生边看着片子,边自言自语地说“晚了,晚了,太晚了”。他看完片子,转头问我:“病人呢?”
“在老家。”
“千万不要让病人来回折腾了。别来了,没用了。”

我说,我们也知道没有用了,只是希望病人能不太痛苦。他说,家属都这么想,可这不太可能。这一点,医生没有完全说对。最后这一年,父亲没有像一般患者那样,经历种种疼痛或整夜咳嗽之类的折磨。他走得很平静。

这一年,都是母亲和姐姐、弟弟一家在照顾他。他们到河南林县的食道癌研究所去寻医问药;当然,是无可奈何。因为身体渐弱,父亲已无力经常活动,所以大便成为头等大事。有好几次,都是弟弟帮他扣出来的。他老泪纵横,说不该小时候打弟弟;弟弟安慰他说,要是不打,自己也许早住进“不出钱房”(襄垣话,指班房)了。北大周一良先生老年行动不便,也有这个问题,他身边的一个儿子也是这样帮他的。我们去周府拜谒,他流着泪讲述此事,说古代有二十四孝,他儿子可以成为第二十五孝。我日后跟当年一起去探视周先生的一位朋友说,“我弟也是第二十五孝”。

整天陪着父亲的,是母亲。我们始终没有将真实的病情告诉父亲。在中日友好医院出院时,医生开了具有化疗作用的药物,我们将药物说明书及外包装通通扔掉,将药瓶上贴着的说明书也都撕下扔掉。父亲到家吃药,还打趣说,“人家这会儿这些药,连个包装都没有,都光着屁股”。再往后,他吞咽已颇困难;他不问,只是盯着我们看。我们就跟他解释,这是因为他前些年的脑梗渐趋严重所致;其实,那是非常轻微的脑梗,对他生活从未造成过任何影响。姐姐、弟弟回家,都要装作没什么事儿似的;真正在这样的谎言中面对父样的,是母亲。父亲离开了,母亲总是心慌出汗、害怕,体重从一百二三十斤骤减到不足百斤。经查,她得了抑郁症。整整调理了一年,母亲才逐渐恢复。




我总有些自责,我觉得应该将真实的病情告诉父亲。母亲说,如果告诉他,以他的性格,不会撑过半年。二叔从襄垣来探望,说到这事儿,他也主张暂时不要告,到最后再告诉他。年底,他住院,身体已衰弱得很厉害,我又旧话重提。因届年关,母亲说,过了年再告诉他吧。不想,不久他便由啫睡而浅度昏迷而深度昏迷,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了。父亲出殡的当天深夜,两三点钟吧,我就作梦,梦见父亲突然从棺木里坐起来,大口地吐着;吐完,就看着我。我总觉得,他是在责备我没有将他的病情如实地告诉他……



父亲离开我们时,勉强算,有六十八岁,实际不过六十七周岁。虽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语,但这个年纪,在现在实在不能算高寿,不能说是“得享天年”。母亲常常会感慨:“要是他能多活几年,看看现在的样了,该多好。可惜,他没有这个福啊。”二叔说,父亲在我们家,是男人中最长寿的。他们的父母相隔三天双双去世,不过五十岁出头;那时的二叔,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母亲嫁入我家,就没有见过自己的公公、婆婆。我们只见过老奶奶,父亲的奶奶。说来,我们是四世同堂,但中间缺着爷爷这一代。

父亲一九三七年出生,童年过了几年“地主崽子”的生活,家里给他雇有奶妈。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襄垣离八路军控制的武乡县很近,很快就解放了,随之就是土改。老奶奶被定为地主分子。她跟母亲说起过去的家当,家里有一百多床被子,每到夏天,她都得搬出来凉晒,以免生虫。母亲是贫农出身,听得乍舌——她小候盖不上被子,是几个人合盖一条。

父亲随着自己的奶奶、父母从一面是窑洞、三面是二层土楼的院子里,净身出户,迁入北边隔了一个院子的另一院子。这个院子原本也是某富户人家的院子,因为家里出了个“吸大烟的”败家子,把三面的二层土楼拆了,作材料变卖了,只落下三孔破败的窑洞,院墙都是土坯的,豁豁牙牙。好在父亲的父亲曾教过私塾之类的,是“先生”,又会算账,人缘不错,土改时虽被扫地出门,但没有被斗死。他本家的一位地主,就在批斗时被群众活活打死了。入农业社之后,他发明了“一年早知道”的土预算法,很得肯定;但他是地主成份,他的学生、后来当了大队支书的赵氏,顶替他到北京开会接受表彰,还得了一块毛毯。

父亲少年生活的艰辛,是他的一次病才让我们有所了解。

我上小学五年级,他突然咳得很厉害,持续时间很长,不得不开始休病假了。我对甘草片有印象,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咳得厉害,总是含甘草片。后来在矿医院拍了个片子,发现肺部有阴影。医生怀疑是肺癌,已开出了转院单,要父亲到太原。说这话,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吧。家里很紧张,老家的亲戚像大姑、二姑等,也来看望。但这时,父亲自我感觉好像病情有所减轻。我小学的班主任殷老师的爱人在王台矿医院当放射科医生,看片子非常有名。他跟我家还有点小老乡的关系,用母亲的话说,是“我们那边人”。于是,父亲上王台,找李大夫看片子。李大夫看了片子,断然排除了肺癌的可能。但片子上确实有个阴影啊。他问父亲,小时候是不是持续挑过担子。原来,土改之后,爷爷身体不好,他十多岁就开始挑着烧土(煤面制成煤泥时需要混入的有粘性的土)进城里去卖。那时他正在发育期,骨头还没有定型,肩部的一块骨头被压弯变形,导致了片子上出现阴影。

父亲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速成师范。两年毕业后,由襄垣分配到晋城巴公大阳中学任教。他学的是史地,但到校后,因为没有能教数学的老师,于是改行教数学。他在大阳教过的一位学生,后来又先后教过姐姐和我的语文。但不久,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放弃当教员,申请从学校调到煤矿,用我们那儿的话,叫“下了煤窑”。




我爷爷、奶奶,俩人隔三天双双去世了。为了出殡二老,作为长子的父亲,借了大约八百元的债吧。这笔债,使他不得不申请调到煤矿下井。这时,我母亲还没有嫁进来。我八九岁时,我二叔结婚。作为长兄,为给弟弟成家,父亲又借了些债。这两笔债,一直到我上大学前夕,才算大致还完。妈妈说,父亲在每个月发工资后,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就把其馀的钱全部寄回,让妈妈按小本子上记的,这个月还某人几块、那个人几块。不能一下子把某一个人的账都还了,而要每个人匀着还,否则,有些人很快还清了,当然高兴;但同时,另一些人,欠债时间就会拖长,人家难免就会担心。这样匀着还,让每一家债主都能隔一段时间有些进项,不仅可以让他们放心,而且也可以避免发生矛盾。

我们在下面公房搬到上面的楼房时,收拾家什,曾看到父亲写的《向党交心》。出身不好的人,受到的政治压力总是要比常人为大。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出门,母亲总要叮嘱:“别惹事,靠里些。咱家成份不好。”其实,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响当当的贫农。我经常听到小伙伴“小地主,登登彩;大会批,小会斗”的顺口溜,很羡慕母亲家的家庭出身,恨不得生在母亲家,成为母亲家的人。所以,学校填表时,见“家庭出身”栏,就头疼;直到后来到了晋城,终于可以瞒天过海,填成“工人”了,这才有长舒口气的感觉。但父亲的档案是清楚的,他不会有我们小孩子这种“长舒口气”的感觉吧,所以他是需要时不时写“向党交心”这样的东西的。

父亲也算是赶上了几天好日子。

我读大学时,他年纪也大了,阶级斗争也基本不讲了;那时,单位里像他这样识字、能写的人也实在不多。于是,他挣着井下的工资,却大多呆在队部的办公室;给他一个名义,是队工会主席,实际上是做队部办公室的事情。

家里的生活也开始好了。他与母亲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还清了他的债;先买了洗衣机,再买了电视,又买冰箱时,父亲感慨地说,现在的日子,可是比当年当地主的日子还要好过啊。他们只是北方农村的小土地主。当初从山东逃荒上来,买房置地,成了地主的他们,虽然土改了,浮财没收了、扫地出门了,但却一直背着出身“地主家庭”的政治包袱。孩子们都有了工作,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可我总觉得,他对自己一生的际遇一定感到很憋曲。




父亲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也是一个巨变时代的经历者和承受者。他没有值得树碑立传的事迹,可我们总能感到家里缺了一个人;逢年过节、忌辰清明,看着遗像、看着那堆黄土,心里总会泛起酸楚……送葬那天,看着棺木缓缓顺入墓道,想到了初中《语文》课本里的一首诗: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2014年3月,时近清明。原刊《温故》第3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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