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元月，凉山州博物馆在西昌南郊的大石板村附近，发现了一件过去任何时候都未曾见过的文物，经查询史料文献，大范围地搜索周边地区发表过的考古动态，一次又一次针对墓室形制进行讨论，最终确定出土文物为成汉镇墓俑，也因此将凉山的历史，。
1989年的元月，如同任何一年新年的伊始，干燥少雨的季节适合施工修建，也同样适合考古发掘。正是在这样的季节里，凉山州博物馆在西昌的近郊，发现了一件过去任何时候都未曾见过的文物，
成汉陶镇墓俑
持刀而立
面貌奇特的镇墓陶俑
那是凉山州博物馆接到的一通电话。电话中称，西昌某单位正在西郊乡大石板附近进行基建施工，意外地挖出了两座墓葬，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遗憾的是其中一座墓葬，在施工过程中已经被掘毁。凉山州博物馆意识到事态紧急，立刻派出考古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和清理。
两座墓葬位于西昌南郊的大石板村附近，坐北向南，面朝着邛海。它们彼此离得很近，仅距1.9米，但经过现场勘查，两座墓的保存情况均不容乐观。靠东的一座因为施工中的不慎，已经损毁，考古队员们只采集到一些带着花纹的墓砖，两件小陶罐和一件陶猪。靠西一座墓的主体被压在一幢刚竣工的三层楼基下，所幸墓室情况仍基本可辨，考古队员们仅能对露出的部分做了清理。
这座墓的设计隐约透露着考究。整个墓室用墓砖垒砌而成，有墓道，有券拱。墓壁和墓底分别采用长方形的花边砖嵌砌和平铺，券拱使用梯形砖，多为菱形几何纹或三角纹。墓室形状不同于过去常见的长方形，而是类似“凸”字形，墓道便是这凸出的一端。这条墓道深藏在距离地面约1.6米之处，内部空间约1米见方，下面铺设着扁平石块，一般是为了造墓时取土，或是下葬方便而留。不仅如此，在墓门外还留有一条残长2.35米的排水沟，用以排出墓室内的积水，保持干燥。排水沟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与墓道形成夹角，其上部用长约39厘米的细绳纹筒瓦扣连覆盖，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实用的墓室排水系统。
当考古队员们用小手铲一点一点清理至墓门时，土中突然露出了一些陶质的“犄角”，再小心地往下发掘，一尊完整的、武士造型的陶俑出现在了大家面前。这尊陶俑面向墓门外，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头顶饰有五角并列的“角形饰”，脸呈“甲”字形，双手于胸前交叉紧握着一柄长剑。它双目圆睁，神态威严，注视着墓门外发生的一切……
如此立俑，必是古代的镇墓俑无疑。但其方脸圆颌、眉弓凸起、高鼻扁嘴、大耳招风，从面貌上看，与此前发现的任何镇墓俑均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凉山境内更实属首见。且这座高41厘米的陶俑为中空筒形，通体找不到一处可以确定其年代的铭文，墓室内也无任何纪年砖可进行佐证。如何判断这两座墓葬的时期，成了考古工作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日以继夜地查询史料文献，大范围地搜索周边地区发表过的考古动态，一次又一次针对墓室形制进行讨论。终于，一些重要的信息渐渐浮出水面。
1985年10月，成都市浆洗街桓侯巷发掘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大型成汉墓，该墓为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前有镇墓俑，墓中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更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太康”“玉衡”“玉恒”“汉兴”等年号砖。从墓中出土的近百件造型各异的陶俑来看，虽种类繁多，涉及文吏、击鼓、吹箫、侍俑等，但它们的面貌都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方脸圆颌，眉弓及双目凸出，呈橄榄形状，高鼻扁嘴，两耳较大，身体呈筒状，双手对握于胸前。
基于这些特征，尤其面部特征，凉山州博物馆初步确定了大石板出土的镇墓俑与之相同，均为成汉俑。同时，《华阳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中，也找到了很好的史料支撑。
《华阳国志·李雄志》载：“泰宁元年，越嶲斯叟反，攻围任回及太守李谦。（李雄）遣其征南费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谦移郡民于蜀。”《华阳国志·李寿志》载：“初，废（李）期为邛都县公；（咸康四年）五月，乃杀期及诛李始等，杀兄弟十余人……五年，徙其妻、子于越嶲，（李）势又使人就越嶲诛其子。”
大意是什么呢？东晋泰宁元年（公元323年），越嶲郡（今凉山）有一支名为“斯叟”的部族发动武装斗争，围攻“成汉”将领任回和越嶲太守李谦。“大成帝”李雄派遣征南将军费黑率兵前往营救，于咸和元年（326年）平定了“斯叟”。次年，李谦将越嶲郡的子民大量迁徙至蜀地。短短十余年，“成汉”发生内乱，，李寿废其侄子李期为“邛都县公”，软禁于别宫，李期不堪羞辱自缢而亡，其妻、子被发落越嶲郡，也在途中被“太子”李势派人暗杀。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晋书》和《资治通鉴》中亦存在不少，它们将凉山的历史，。
杀机四伏
，是中华历史上最为纷乱的时期，史学上称之为“五胡乱华”，这样的称呼带着浓厚的轻蔑意味，。，短短四十余年竟经历六主，可以说没有一刻不在动荡中苟延残喘。
三星堆青铜人像有与“成汉俑”极为相似的面容。
西晋末年，关西一带兵荒马乱，加之秦州、雍州连年旱荒，迫使大量氐族和汉人迁至梁州、益州就食。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一个叫李特的年轻人带领略阳、天水等六郡的流民入蜀，于永宁元年（301年），，迅速攻陷成都，占领益州。西晋朝廷试图平息边患，在近三年的僵持里，西晋多次战败，只得沿郫水安营扎寨与李特对峙。太安二年（303年），西晋两度增派重兵，李特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其首级被传至洛阳，令流民大为惊惶。原想一场叛乱就此结束，却不料李特第三子李雄收拾残部，于成都称王，并在西晋光熙元年（306年）僭越称帝，国号“大成”，年号“晏平”。深谙“哀兵必胜”之道的西晋无力再与之消耗，。
李雄在位的三十年，是“成汉”历史上少有的“中兴时期”，他建立制度、宽免赋税、振兴文教，但也不忘攻城略地、扩大版图，先后攻下了汉中、涪陵、梓潼（今四川绵阳）、汉嘉（今雅安、汉源一带）、越嶲（今凉山）、，让“成汉”疆域一度达到东至建平（今湖北境内）、西至陇右（今甘肃境内）、北及汉中、南及宁州（今云南昭通至凉山一带）的鼎盛格局。成汉玉衡十四年(324年)，垂老的李雄做出一件在时人看来“出格”之事：他虽无嫡子，却也有庶子十五人，却坚持立“仁厚孝顺”的侄子李班为太子。
在李雄的眼中，他十五子都是不成器的东西，唯有侄子李班关心百姓疾苦，建议分田地、均贫富，且李雄年老患病时，也只有李班不嫌污秽，悉心照料。玉衡二十四年（334年），李雄病逝，李班继位。不料，刚坐上皇位几个月，，命丧黄泉。
夺回皇位后，四子李期即位，改年号为“玉恒”，但李期生性猜疑，只重用庸才，“成汉”的命运也江河日下。其间，其叔父“汉王”李寿，率手下数千人袭击成都，软禁李期，不久便自缢身亡，时年二十五岁。随后，李寿称王，改国号为“汉”，年号“汉兴”。至此，后世史家将“大成”与“汉”合称为“成汉”。
汉兴六年（343年），李寿病逝，其子李势即位。但李势骄奢淫逸、无心治国，“成汉”迅速萧条。三年后，，最终在东晋的讨伐下偃旗息鼓。
两征越嶲
统治凉山的賨人氏族
“五胡十六国”存在的一百三十余年（公元303—439年）间，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少数民族，并建立了前凉、后凉、前秦、后秦、南燕、北燕、胡夏、。其交错兴替相当繁复，直至东晋灭亡也未能成功收复中原，，其建立者史称“賨（cóng）人”。
三星堆青铜人像。
賨人居住在汉代巴郡境内，是一个古老的土著部族，其活动范围以宕渠（今四川渠县）为中心。賨人善战也善防，，刘邦就募集勇猛善战的賨人，平定了关中；东汉时，賨人组建的军队协助官兵击退了羌人的侵扰，被羌人惧称为“神兵”；东汉末年，，东汉朝廷只得封賨人头领为“賨邑侯”，以平息动乱。，战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埋下了血缘和精神上的伏笔。
但是即便经过时间的洗礼，“成汉”的建立仍为后世史家所不齿。“成汉”和凉山一点一滴的交集，亦在史册中有迹可循。
“大兴二年，骧伐越嶲，又分伐朱提。三年，获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夏，进伐宁州，大败于螳螂，还。”这是“成汉”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军凉山，在东晋的大兴二年（319年），亦是“成汉”的玉衡九年，“太傅”李骧带兵攻伐越嶲郡，又分兵征朱提，俘虏了东晋任命的越嶲太守、西夷校尉李钊。后李钊趁乱由成都逃返，东晋朝廷重新任命其为越嶲郡太守。
时隔四年，“成汉”仍旧觊觎凉山这片土地，于是再次派遣李骧、“镇南将军”任回攻打台登（今冕宁）。成汉玉衡十三年（323年），东晋大将军司马玖战死，越嶲太守李钊与汉嘉太守王载率众抵抗，终不敌“成汉”军，李钊、王载二人“以郡降”，越嶲、汉嘉二郡纳入“成汉”版图。
当然，越嶲一带的部族并未逆来顺受，而在同年对“成汉”入寇发出大规模的抵抗。“泰宁元年，越嶲斯叟部族反，攻围任回及太守李谦。遣其征南费黑救之。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谦移郡民于蜀。”但结果令人唏嘘，东晋泰宁元年（323年），越嶲境内斯叟部族围攻“成汉”将领任回，以及“成汉”任命的越嶲太守李谦，“成汉”急派“征南将军”费黑前往营救。这场关于“身份”的拉锯长达三年，以越嶲郡民被迁移至蜀地而告终。
直至“成汉”后期，还陆续在凉山境内有过多次活动，如咸和七年（332年）征宁州，分兵从越嶲进入。咸康五年（339年）将已故“幽公”李期的妻儿发配至越嶲，又在越嶲境内将其暗杀。同年发兵讨伐归附东晋的建宁太守，“时权在越嶲”，于是“成汉”臣子从越嶲上书，主张向东晋称臣。
究其原因，凉山是当时“成汉”占据益州，攻伐宁州的必经之地，而据有宁州正是“成汉”的军事策略中，以攻代守、削弱东晋最有力的一记重拳。成汉玉衡二十三年（333年），宁州十四郡除牂牁郡（今贵州境内）外，全数归于“成汉”。
桓温伐蜀
凉山重回东晋版图
“成汉”后期，也是“汉王”李寿在位的最后几年，“成汉”交好后赵，在赵石虎“入侵中原、平分天下”的诱惑下，李寿大造船只、整修兵甲，编制七万军士欲与后赵联军。
眼看着华夏大地上其他强族的崛起，，李寿的臣子心腹，先于他而感受到了唇亡齿寒的威胁。在群臣的极力阻拦下，李寿最终作罢，士兵徒众高呼万岁、流泪叩首。
图中红色区域为历史上的成汉版图。
成汉汉兴六年（343年），李寿去世，“太子”李势即位，改元“太和”。与其父辈相比，，好像这“皇帝”天生就该是他的。正因如此，李势似乎从没好好琢磨过，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他骄狂贪吝、不理政事，更滥用刑罚、残害朝臣，一时间“成汉”上下人人自危。与此同时，东晋朝廷内部，也有一位野心家在韬光养晦，步步为营。他叫桓温，是东晋明帝的驸马，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最早提出趁“成汉”衰微时西征伐蜀，受到东晋朝堂的一致反对。
成汉太和四年（347年），桓温先斩后奏，率一万军士轻装急行，长驱直入。蜀地险阻，在没有任何援兵的情形下，桓温的西征不被看好。只有其挚友，名士刘惔认为此战志在必得，且刘惔看清了桓温的野心，称攻下蜀地后，只怕东晋朝廷再难控制桓温。果然，晚年的桓温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欲夺帝位，但那早已和“成汉”无关。
只看当时的“成汉”一盘散沙，李势昼夜寻欢作乐，桓温部队几乎未受太大的阻拦，就三战三胜抵达彭模（今四川彭山），直逼成都。慌乱中，李势集结所有兵力，在笮桥（位于成都西南）做最后的抵抗。这是“成汉”与东晋之间的一场硬仗，双方均死伤惨烈，桓温破釜沉舟得以险胜，李势则连夜出逃，并向桓温送上降表。最终，李势被桓温赦免，封为“归义侯”，十四年后病逝于建康（今南京），。
随着“成汉”的灭亡，其所辖领地重回东晋版图，凉山亦然。但即便在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交集，凉山乃至整个四川境内发现的“成汉”时期地下文物却少之又少。除了“成汉”自身的短暂外，，以及战争不断有关。所以，当1989年凉山境内首次发现成汉墓时，在当时的四川亦仅属于第二次。且在那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只有成都及周边的什邡、德阳等地，发现过屈指可数的一些“成汉”遗存。
在有限的出土文物中，几乎所有的“成汉俑”都一改东汉以来四川陶俑圆润的面貌，而以奇特的外形存在着，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但基于“成汉俑”发现过少，对其研究资料发表亦少、成果不多，许多问题至今仍未有定论。
族属问题
陶俑引发的学术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成汉俑”的族属问题分为两派。大多数学者认为，，所以“成汉俑”应当是仿造了賨人的面部特征，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而以凉山州博物馆前馆长刘弘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其与巴蜀“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人像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他提出，汉晋时期，蜀地还完全笼罩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而天师道吸收了古蜀的巫觋文化，，因此，“成汉俑”反映出了賨人的宗教信仰。
《华阳国志》载：“李特，字玄休，略阳临渭人也。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汉中。”其中所说的“鬼道”，后世称为“天师道”，又名“五斗米道”，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賨人因敬信天师道，并值汉末大乱，纷纷迁入汉中，，也因得到天师道首领、蜀中豪族范长生的大力支持，使得流民渡过难关，转危为安。
“成汉”建立之初，李雄本想拥立范长生为君王，以缓和流民与蜀民之间的矛盾，但范长生认为自己无法领导流民，于是充分利用信仰的力量“传授天意”。李雄称帝后拜范长生为丞相，在其“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的劝导下，“成汉”一度昌盛，天师道亦成为“成汉”统治集团的精神支柱。
无独有偶，在上世纪80年代发掘的“三星堆”器物坑中，的确出现许多与“成汉俑”极为相似的面容，绝大多数三星堆青铜人像均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方形脸，眼睛外凸，眉弓凸起，宽鼻阔嘴，大耳招风，颈部硕长，双手多放于腹前……
近年，学术界又有了新的观点，以李绍明、蓝勇先生等为代表的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从面貌和形体反映出来的体质特征分析，认为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族属很有可能同源，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索德浩先生结合文献、考古、民族学等材料，对“成汉俑”的族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其认为：
首先，成汉俑和三星堆青铜人像表现出的人种一致，种族主体为蒙古利亚人种。“成汉”的建立者虽是賨人，但其领导的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多为西北陕甘地区的氐、羌人，体质特征自然以西北氐羌为代表。
其次，賨人迁至汉中后，属于当地的少数派，历经三世或许早已融入氐羌社会，严重氐化，而以氐羌为统治基础的“成汉”葬俗未必会依賨人之风。
再次，从考古材料上看，賨人分布区域范围内未见与“成汉俑”造型类似的陶俑，推测其并非賨人遗存。而蜀地在“成汉”以前、以后的历代也再未使用此类陶俑，确认其为六郡流民的遗存。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阴平这六郡，世为氐、羌的传统聚居地，而氐羌及其先民居住的地方，恰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地。
在对三星堆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其虽受长江中下游、中原等地的影响，但文化主体来源于“宝墩文化”，并在长期的分析过后，建立了三星堆文化较为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即：三星堆文化来源于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而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在甘青地区。
同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出“藏彝走廊”概念，经过学界近四十年的分析论证，认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主要源自于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再结合复旦大学的遗传学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藏彝走廊”的人群也与甘青地区存在渊源关系。
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在漫长的几千年中，成都平原不断有族群从甘青、岷江上游地区迁徙而来，源源不绝、经久不息，将看似遥远的西北与巴蜀文化，隐约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更能笃定地确信，纵然文明的面貌从未停止地发生着变化，但延续的精神血脉没有一刻不指向记忆深处的祖源。藉由着这样的力量，、一个个民族也得以像散落的珍珠，在幽旷的历史长河中，独耀一方。 （文/贾丽 凉山日报 图/凉山州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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