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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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作者戚学民教授

摘要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是清朝高层对其本朝近二百年文坛的总结,其诗学史论述内容丰富。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钞本,集中讨论其中有关顺康诗坛的记载。文章指出王士祯不仅在本体意义上是顺康诗坛领袖,也在认识论层面上对顺康诗学史的书写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苑传》第一次稿利用诗坛盟主王士祯来书写和定义了清廷高层意图定位的清代诗学史,将诸多诗学人物联结为一个系统论述。王士祯在清史《文苑传》中的崇高地位,与清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及总纂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的诗学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曹振镛、陈用光、潘锡恩等人均是翁方纲门生并受到翁氏诗学观点的影响。王士祯的个案说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的诗学论述值得重视。

关键词

清史《文苑传》;王士祯;翁方纲;曹振镛;潘锡恩



清史《文苑传》是清国史馆纂辑的官方“文学史”,但因种种原因未曾得到充分研究。其中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少有人知,该书关于清代文学的论述具有开创意义,极富价值。本人曾略论其古文记载,它的诗学论述意蕴更加丰厚,值得讨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文苑传》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所记载的文体中,诗居于重要地位。全书正传44人,以谷应泰开篇,以姚鼐收尾,入传之人都会提及其诗学成就。而该书诗学人物的记载重心在顺康时期,其中活动在顺治康熙时期的人物有32人,无论人物数量还是记载分量,远超后面的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故该书对于顺康诗学史的记述是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诗学记载的主体。学界承认清代顺康诗学史地位重要,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但《文苑传》第一次稿的论述别具意义,至今未见有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初步讨论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顺康诗学史。由于其内容繁多,笔者仅论其诗学史记载之一端,即未在文苑立传的王士祯的记载对串联《文苑传》诗学论述所发挥的作用。学界对于王士祯的研究成果极多,多集中在王士祯的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等文艺学本体层面,关于他的接受史研究还有开拓余地。在社会历史层面,王士祯其人及其诗学和诗歌所具有的多样功能,似应引起注意。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的王士祯就是一例。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以“诗”为主要文体,其诗学史记载内容丰赡,意义重大。本文讨论一个现象,即诗坛领袖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顺康诗学史记载的关系,以呈现其意义之一般。


清朝康熙时期诗坛领袖王士祯是学界较为熟悉的。他是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其作品有《渔洋精华录》等,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等。如前所述,学界对王士祯的诗学理论和创作成就,在本体层面成果极多,多有洞见,揭示了王氏对康熙时期诗坛的领袖作用。


王士祯像


但是,王士祯不仅在诗学本体层面是康熙诗坛的领袖,引领了清代诗风的变迁,他在(后世对顺康诗坛的)认识层面也发挥了作用。清史《文苑传》显示,对王士祯的接受和认知对于后世书写顺康时代乃至清代诗学史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纂修者充分利用了王士祯的领袖地位,来连缀其中有关顺康诗坛的记载。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题名为《钦定国史文苑传》的钞本两册,经考订为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仅有的钞本。此《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系蓝格钞本,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共分为两卷,收录正传人物44人,附传30人。其中文献编号701008094的《钦定国史文苑传》(以下称卷一)共36人,正传21人,附传15人;文献编号701008093的一卷(以下称卷二)共载38人,正传23人,附传15人。总体而言,收录人数较少。统计入传之人生卒年份,卷一所录人物生年为1611年至1702年,卒年为1670年至1778年;卷二所录人物生年从1621年至1731年,卒年为1684年至1815年。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记载的44人,受到官方正史纂修制度的严格约束,人物编次按照科甲年第先后,而非人物自然生卒年顺序,故外在形式方面论述脉络很不清楚。阮元纂辑本为基础的清史《儒林传稿》,其学术记载以人物生年为经,以十三经研究代表人物及作品为纬,井然有序。对照之下,《文苑传》的记载初看似乎毫无章法。


台北故宫博物院外景


但《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科甲年第的形式之外,其诗学史等内容实有系统,而有关王士祯的记载是理解该书诗学史论述的关键。王士祯本人官阶高,当入大臣传,不在《文苑传》立传。但在《文苑传》第一次稿中,王氏频繁出现。且书中有关王士祯的记载,并非随意,而是纂修者精心安排,有关记载构成了互文关系,体现了《文苑传》的诗学史记载的某种系统。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有关王士祯的记载基本情况如下。第一,王士祯虽未在《文苑传》立传,但纂修者仍然写出了王士祯在诗坛的盟主地位。在《朱彝尊传》中,史官借赵执信之语对王士祯进行了肯定。“益都赵执信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祯为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学界习知王士祯和朱彝尊并称,但《文苑传》的肯定显然更具意义,且为整个《文苑传》的诗论定下了基调。诗必须是才学兼备,“才高而学足以副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另一处对王士祯的宗师地位的记载在《王士禄传》,“少能文章,工吟咏,以诗法授诸弟,俱有成就,而士祯遂以风雅为海内宗仰”。


戚学民著《阮元<儒林传稿>研究》


第二,该书记载了王士祯家族及其弟子,且颇有分量。王士祯之兄王士禄被立正传,王士祯之弟王士祜及其弟子徐夜附传。王士祜“与兄士禄,弟士祯同在都门,有三王之目。其在吴兴与宋琬辈游”。吴嘉纪、孙枝蔚、史申义或因为是王士祯弟子或被王氏赏识而立传。


《文苑传》中布衣吴嘉纪,他得以出名与王士祯有莫大关系,两人定交是吴氏人生一大转折。王士祯在《居易录》中对此事经过记载详细:“泰州布衣吴嘉纪,字宾贤。居东淘苦吟,不交当世。予见其所为五言清冷古淡,雪夜被酒为其诗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大喜过望,买舟至广陵谒谢,遂定交。”《文苑传》采用王氏的叙述,只是略有改动:“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


吴嘉纪像


《孙枝蔚传》道:“所为诗词气近粗,然有真意,称其人品之高……王士祯时官扬州,特访之,先之以诗称为奇人,遂订为莫逆交。”


《史申义传》称:“与同里顾图河用诗学相切劘,时称维扬二妙。新城王士祯方以风雅倡率海内,尝称申义及汤右曾足传衣钵,时又称王门二弟子。圣祖尝以后进诗人询大学士陈廷敬,陈廷敬以申义及周起渭对,翰苑又有两诗人之目。”以上王士祯交游及弟子占据了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相当的席位。


史申义像


第三,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记载的顺康时期的作者中,加上述王门一系,共有17人的本传中引用了王士祯语或者著作,他们是:宋琬、施闰章、梅清、王士禄、吴嘉纪、孙枝蔚、叶燮、朱彝尊、汪楫、陈维崧、顾景星、吴雯、黄虞稷、冯景、邵长蘅、赵执信、史申义、查慎行。仅仅以《文苑传》引用的当时人话语数量计,王士祯高居榜首。


这些有关王士祯的记载,引用自王氏著作,如《居易录》《池北偶谈》《渔洋诗话》《蚕尾集》《分甘余话》《感旧集》《渔洋文略》等,都是常见史料,似乎都是常识,无甚新意,但其实不然,这些学界熟悉的话在《文苑传》中有多种重要功能。


其一,纂修官引用王的话语,为《文苑传》的诸多关键问题定调。清史《文苑传》纂修的首要问题是凸显清代本朝文学的特色和高明之处,从而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诗学史记载方面的重要问题是诗教和诗法等问题。清史《文苑传》在几处关键地方截取王士祯语,凸显了清朝官方对其本朝诗学的定位。学界今天都承认,清人对其本朝的诗文有自觉意识。《文苑传》本身就是清高层传达其对本朝“诗”的定位的重要手段。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在此问题上有精心的安排,呈现清代本朝的诗歌,这就是所谓“昭代雅音”。今日学界都知道,清代诗学的重要特点是回归诗教传统,重视风教。诗歌创作上要求诗风醇雅平和,才学并重。《文苑传》为此安排了以诗经研究见称的人。借助对王士祯的评价,《文苑传》写出了对“诗”的定位。王士祯于康熙初年,开始具有明确的清朝意识,不再是名士诗人,成为皇清诗人。王士祯和朱彝尊当时并称,但《文苑传》再度肯定王朱二人“才高而学足以副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整个《文苑传》的诗学定下了基调。清人认为,诗人必须是才学兼备。


朱彝尊像


通过对王士祯话语的引用,《文苑传》展现了清代对诗学的定位是回归温柔敦厚的诗教。我们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多个传记中看到类似的表述。清朝诗史的开端是施闰章和宋琬。此说由来已久,王士祯著《池北偶谈》即将“施宋”并称:“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此说流布甚广,《宋琬传》即据此:“王士祯常举施闰章相况,目为南施北宋云。”《文苑传》记载的诗人,恰从国朝诗人南施北宋开始,将大多数遗民诗人排除在外。今人也注意到清初诗学产生的时代在康熙朝。实际上《文苑传》的安排不仅仅具有清代时序的意义,也有相应的诗学意义,包含了“诗”本义回归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内容。


《宋琬传》:“琬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抚时触绪,类多凄清激宕之调而境事既极,亦复不戾于和平。”


《施闰章传》:“善诗古文词。为文章意朴气静,守欧曾矩度,诗与莱阳宋琬齐名。王士祯爱其五言。温柔敦厚,得风人之旨。”


吴伟业《序宋玉诗文集》:“(宋)琬始官吏曹,与给事中严沆、部郎施闰章、丁澎辈相唱和,有燕台七子之目。既出任外台,猝罹无妄。凡所遭丰瘁,一发之于诗。新城王士祯尝点定其集为三十卷,至是散落略尽。越二十余年,族孙邦宪,缀辑为拾遗六卷。琬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抚时触绪,类多凄清激宕之调。而境事既极,亦复不戾于和平。”(《梅村家藏稿·文补遗》)王士祯将施宋并称,涉及对诗本义的思考,更涉及清朝人对诗学的反思。《文苑传》的引用更暗含对明朝诗学的批评和否定。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文学崇文重道,守格主情,泥古重今。清代诗人对明代诗歌的总结与批判,置于国运的高度,认为诗亡则国亡(钱谦益);“诗亡而国亦随之”(朱彝尊)。清人对诗反思的结果是回归诗教传统。今天的清诗史研究者指出,清初文学创作的趋势,从激烈转向平淡。我们如今都承认,宋琬诗歌创作“温柔敦厚”“中正”“和平”。《文苑传》对宋琬和施闰章的诗学观点的记载正是此意。


吴伟业像


与诗教相关的诗学问题是诗法,这也是清代诗人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清代诗学的特色。《文苑传》在几处记载了“诗法”,而恰好都与王士祯直接相关,占有重要地位。如王士禄本传称传主,“少能文章,工吟咏,以诗法授诸弟,俱有成就,而士祯遂以风雅为海内宗仰。其为文条鬯芊蔚,绝去雕饰”。“诗则幽闲澹肆,极乎性情之所之,而一归于正”,暗示王士祯“风雅为海内宗仰”的诗法要义在“幽闲澹肆,极乎性情之所之,而一归于正”。


在《施闰章传》中第二次出现诗法:“士祯门人洪昇问诗法于闰章。闰章曰:尔师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余则不然,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议者以为确不可易。”这段记载就来自王士祯的《香祖笔记》和《渔洋诗话》。


在《赵执信传》中第三次出现了诗法:“(赵执信)娶王士祯甥女,初犹相重。以求作观海诗序,士祯屡失其期,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执信乃发唐人诸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因士祯谕门人论诗,谓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或云中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有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又云:‘文以意为主,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矣。’虽意诋士祯,寔通论也……士祯诗以神韵缥缈为宗,执信诗以思路劖刻为主。士祯之规模阔于执信,而流弊伤于肤廓,执信之才力锐于士祯,而末派亦病于谶巧,然气则包括混茫,心则细若毫发,归于自写性真,力去浮靡,足以自成一家。”


赵执信像


在《查慎行传》中第四次出现诗法:“(查慎行)所长尤在诗。浙人称诗者,首推朱彝尊,慎行继之。其无时无地不以诗为事也。黄宗羲比之陆游,王士祯则谓奇创之才。五七言古体,尤近于苏诗。其教人为诗,谓诗之才厚在意不在词,诗之雄在气不在貌,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可谓通论。盖自明人嘉称唐诗至国朝初年嫌其窠臼渐深,往往厌而学宋,儤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长而不染其弊,固尝于慎行屈一指云。”

 

其二,《文苑传》通过将王士祯定位为首屈一指的清朝诗之“大家”“风雅为海内宗仰”,然后以王为尺度来编写清代顺康诗学谱系。以水平论,顺康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王士祯和朱彝尊。然后以他们二人为中心展现了诗学脉络。

 

脉络之一是共时性的时代感。《文苑传》的本朝诗人谱系从施闰章、宋琬开始,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都立正传,如算上不在文苑立传而记载反多的王士祯外,清初(所谓国朝)六大家均收录。借助王士祯的论述,《文苑传》展示了一个共时性的安排,“南朱北王”并称是所谓国朝宗师、大家,“南施北宋”是王士祯评点的国朝诗人之始,稍晚的后辈赵执信是王士祯的甥婿,也是诗论和创作的对手。


查慎行像


脉络之二是地域性的诗学人物。《文苑传》选择立传的人物有地域特征,颇反映出清代诗学的某种特色,今天研究者也承认此点。《文苑传》入选正传人数有限,显示出高度的选择性,每个人选都代表特定的地域。比如全书44人,而申涵光被列为正传,颇有些意外。实则申涵光开创河朔诗派,活跃于中原,地位非常重要。在此种情况下,王士祯的品藻成为特定文学人物代表性的某种证明。浙江、安徽徽州、山西、江苏扬州等地域诗人团体进入清史《文苑传》,依靠的是王士祯的评价。浙江诗人是清代诗学史的重要一脉,久为学界所重。《文苑传》重视浙江诗人,选取多达10人立传,包括了重量级人物朱彝尊、查慎行。而他们都有王士祯的推崇。朱彝尊如前所引,《文苑传》将其和王士祯并称。查慎行则《文苑传》本传称其“浙人称诗者,首推朱彝尊,慎行继之”,那么引王士祯称为“奇创之才”正凸显其重要地位。《文苑传》对浙江诗人的记载别具意涵,本人将另文研究。

 

吴雯和傅山并称,代表山西诗人而被立正传。本传称他被多名大家赏识,尤其受王士祯欣赏。“游京师,谒父执梁熙、刘体仁、汪琬,皆激赏之;尤见之于王士祯,目为仙才”。

 

扬州的遗民诗人孙枝蔚、吴嘉纪得以立为正传,也是因为与王士祯的关系。今人注意到这些扬州遗民诗人对王士祯在诗坛崛起的重要意义。汪楫列为正传,主要是因为事功,但本传特别提到他曾祖迁江苏江都县,遂隶籍扬州。“楫性伉直,意气伟然,嗜古力学。处广陵南北辐辏鱼盐之地,日索奇片巨制汇集读之。四方客至,非著声实而擅文章者则闭户不出。少与三原孙枝蔚、泰州吴嘉纪齐负诗名,所作以古为宗,以清冷峭蒨为致,务去陈言,又不堕涩体。”


吴雯书法


施闰章是安徽宣城人,诗歌获得王士祯高度评价,“爱其五言”。现代学界一直认为其五言诗成就最高。此后同是宣城的诗人梅清得以列传,显然是此诗学脉络:“王士祯、徐元文尤倾服焉。”“清所为诗,凡数变。清工书,仿颜真卿、杨凝式。画尤盘礡,多奇气,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


如上所述,《文苑传》第一次稿对清顺康诗学史的记载,一言以蔽之,“昭代雅音”“渔洋为宗”。这是王士祯接受史的一个重要案例。在我们熟知的王渔洋是康熙诗坛盟主的本然层面之外,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揭示了王士祯在诗学史记述层面的价值。《文苑传》在国史层面再度确认了王士祯的盟主地位,并使得他的相关记载成为体现清顺康诗学史的重要工具。借助记载王士祯,《文苑传》对清代诗学定调,为清代诗人定位,代表清朝正统的雅音,回归诗教温柔敦厚的传统。以王士祯的品藻为序,清顺康时期的诗歌几条重要的学脉得到了呈现,许多人物的代表性获得了支撑,清史《文苑传》对顺康诗史进行了系统性的展示,形成了清朝官方第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论述。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在清代文学批评史和王士祯接受史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文本。


施闰章像



但在王士祯接受史之外,如何认识《文苑传》中对王士祯以及顺康诗坛的书写的价值?在清代文学研究中,王士祯的诗坛盟主地位是常识,他是受清廷,特别是乾隆皇帝肯定的诗坛宗主。,受清廷高层肯定的的王士祯受到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记载仅是陈词滥调?


本文认为,,但有更丰富的意蕴。在清史《文苑传》相关档案支持下,我们发现对王士祯的书写很可能受特定的诗学渊源的影响。总裁曹振镛领导的纂修团队均是翁方纲门下,特别是总裁曹振镛受到翁方纲诗学的强烈影响,《文苑传》诗学论述可与翁氏诗学观点相印证。


根据档案,我们目前能确定《钦定国史文苑传》的纂修官是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他们纂辑了至少20个正传,而陈用光和潘锡恩的作用更大。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核心团队,上述四人总裁曹振镛、总纂官陈用光、潘锡恩和陈沆均与翁方纲有师生关系(陈沆另文讨论)。总裁曹振镛(1755—1835)是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历任詹事府詹事、实录馆总裁、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其父曹文埴乃乾隆名臣,曾任四库馆总裁。四库纂修官翁方纲与曹家颇有渊源,他与曹振镛有师徒名分。嘉庆十九年(1814),因嘉庆帝对《和珅列传》纂辑不满,惩罚了史官,并改组了国史馆。当时军机大臣托津、卢荫溥将嘉庆发下的《和珅列传》批阅后,认为履历不实,于和珅的违法劣迹记载不明。内阁拟议降旨切责,嘉庆帝将国史馆正总裁董诰交部议处,改派曹振镛、托津、潘世恩为正总裁,卢溥荫为副总裁,《和珅列传》另行详查改纂进呈。具体负责的纂修官遭到严惩,席煜奉旨革职,押解回原籍,交江苏巡抚严行管束,令其闭门思过,不准外出。另一纂修官葛方晋因身故而免议。曹振镛担任国史馆总裁,领导纂办儒林、文苑等列传。


曹振镛像


纂修官陈用光是嘉庆六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提升为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曾任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壬辰科(1832)会试复试阅卷大臣等职。陈用光一般被认为是姚鼐弟子,是桐城派的重要传人。但陈用光师从姚鼐之外,也师从翁方纲。他虚心好学,出言有识,颇受姚、翁器重。陈用光在嘉庆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三年之间担任国史馆总纂,辑纂《文苑传》。至少有四个《文苑传》单本,即《陈仪传》《蒋士铨传》《刘大櫆传》《姚鼐传》,是陈氏作品。此外,《朱彝尊传》也有陈用光的手笔。


总纂官潘锡恩继陈用光之后负责纂办《文苑传》,辑纂了大量传稿。文献编号701005225至701005245的二十一篇《文苑传》零散档册中有十三篇题有“总纂官潘锡恩纂辑”,六篇经过他覆辑。潘锡恩,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十九年任国史馆协修。二十四年,因父丧归里,服满任侍读和国史馆纂修及总纂官分教。复任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年任国史馆总纂,又任国史馆汉提调。五年,署文渊阁直阁士,后钦派稽察右翼觉罗官学。道光五年至六年任江苏淮扬道。道光六年至九年,任南河副总河。道光二年起,潘锡恩以总纂的身份开始纂辑文苑相关传记,直到嘉庆五年离馆。潘锡恩是曹振镛的门生。


潘锡恩像


以本文讨论的清史《文苑传》中的诗学史论述而言,国史馆总裁曹振镛领导的总纂官陈用光、潘锡恩、陈沆等《文苑传》纂修团队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翁方纲有关,其中曹振镛和陈用光是翁方纲的弟子,潘锡恩和陈沆是曹振镛的门生。


就本文讨论的清史《文苑传》诗学记载以及王士祯现象,上述直接相关的是曹振镛和潘锡恩。曹振镛是领导《文苑传》纂修的国史馆总裁。与本文所论的王士祯记载密切相关的王士禄、吴嘉纪、宋琬等人的传记,由潘锡恩纂辑,由曹振镛审定。翁方纲门下对清代诗学的认知,会影响到《文苑传》的纂修。


翁方纲对《儒林传》的影响是确实的。据翁氏《复初堂文集》所载,曹振镛在嘉庆二十年前后,曾就《儒林传稿》的传目听取翁方纲的意见。翁氏提出基本学术标准,并一一点评传中人物。而国史馆后来的若干修改确实与翁方纲的意见相吻合,比如毛奇龄从《儒林传》进入《文苑传》,实际就是参考了翁方纲的提议,可见曹振镛十分重视翁氏的看法。至于《文苑传》,尚无翁方纲直接参与的证据,但他学问渊博,影响甚大,曹振镛领导纂办《文苑传》很可能也征询过他的意见。


翁方纲书法


即便翁方纲没有直接发表过对《文苑传》的意见,他的诗学诸观点,对纂修团队也有深入的影响。现有材料显示,曹振镛是翁方纲列门墙四十余年,酬唱往还的弟子,两人关系深厚非同一般。曹振镛现存诗集《曹文正公集》,钞本题名为《苏斋批阅曹文正公诗草》。书封面有吴江沈塘雪庐的题识,有“覃溪负一时重望,公在门墙四十余年,酬唱之作最夥。先生尝言,吾门下士多矣,如老友之虚心好学,罕有其匹。临终犹执公手,未忍离也”等语。且曹振镛从学翁氏的重要内容是学写诗。《苏斋批阅曹文正公诗草》为曹振镛官翰林时,从翁方纲学诗的遗留。翁方纲用其“肌理”来品鉴曹振镛的诗作。上有翁方纲批语:“藻韵有余而肌理不密。癸丑六月小石帆亭上书。肌理之所以然,则非一语可尽也。甲寅十二月廿日覆看一遍。覃溪”等字样,另在多首诗作上下有批语。“肌理说”是翁氏诗歌理论的标志与核心观点。该批语写于乾隆癸丑和甲寅,即1793和1794年,曹振镛时年38岁,正值盛年。此时下距曹氏成为国史馆总裁的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有二十年之遥。而翁氏晚年的《延晖阁集序》即为曹氏而作,提出“诗必研诸肌理,文必求其实际……文章即行事……文章即政事也。泥于言法者,或为绳墨所窘,矜言才藻者或外绳墨而驰,是皆不知文词与事境合而一之者。俪笙于诗文自其家学已探粹密。比入词垣,日校勘中秘书,益进而窥古作者之原委。即今盖四十余年矣,其立学之诚,敬业之勤,由翰林至端揆,恂恂如寒素,几案间无代笔之门客。以暇录其诗文成帙,曰《延晖阁集》”。可见曹振镛亲炙翁方纲四十余年并非虚语,又研究者指出曹振镛是翁方纲肌理说的忠实实践者,曹氏诗学观点深受翁氏肌理说影响是现实的。


翁方纲的诗学中,有关王士祯的诗学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翁氏自认是王士祯的再传弟子,对于王氏极为尊崇。研究者早已指出,翁方纲的诗学观渊源于王士祯。翁氏认为王士祯是改变明代以来的颓废诗风的关键人物,“诗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此后接宋、金、元者,全恃真才实学以济之。乃有明一代,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于斯时发泄之。然当其发泄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为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气复还于冲淡渊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经术实之也,所以赖有渔洋首倡神韵,以涤荡有明诸家之尘滓也”。翁氏自陈终生阐发弘扬王氏言诗大旨,曾说:“窃思渔洋先生以诗学沾溉后贤。顾后来受其膏馥者或往往厌薄先生,盖始于赵秋谷。后人所闻不逮秋谷而亦转效之。实则先生言诗窥见古人精诣,诚所谓词场祖述,江河万古者矣。方纲幸得承先生门墙绪论,复得与学人训故齐鲁之间,急以阐扬先生言诗大旨为要务。”翁方纲对王士祯的诗多有点评,并让从学者梁章钜多读王士祯诗。梁章钜《读渔洋诗随笔》云:“余尝问诗于文达纪师、苏斋翁师之门,二师皆令熟读王渔洋诗,而议论风旨微有不同:文达师之论平而允,苏斋师之论精而严,要皆于渔洋有深契,而不惜以金针度人者也。”


梁章钜像


鉴于翁方纲诗学观点对曹振镛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在曹振镛领导纂修的《文苑传》第一次稿中发现翁方纲的影子。与王士祯直接相关的《王士禄传》《吴嘉纪传》和《宋琬传》均由潘锡恩纂辑,我们可以获知纂修者所以记载王士祯事迹的用心。


《王士禄传》对传主的诗文评价曰:


王士禄,山东新城人,刑部尚书王士祯之兄……自少能文章,工吟咏(郑方坤《十笏草堂诗钞小传》),以诗法授诸弟,俱有成就。而士祯遂以风雅为海内宗仰……其为文条鬯芊蔚,绝去雕饰。(朱彝尊《曝书亭集》)诗则幽闲淡肆,极乎性情之所之,而一归于正。(汪琬《尧峰诗钞》)


这个传记中点出了王士祯“以风雅为海内宗仰”的诗坛盟主地位,显示了王士禄立为正传的必要性,特别在于王士禄的诗法对王士祯的影响。王士祯坦承受诗法于兄长,“先兄束发攻诗,便悟上乘,中年与海内名流切劘,益进老苍。往在国博常戏语同年生汪苕文、程周量曰:‘昔刘贡父呼梅圣俞为梅都官,梅便作色而愠。某即不然,但使有数百篇诗,得称《迪功集》,比于徐正卿足矣。’其胸情托寄如此。士祯自九岁学为小诗,兄辄喜之,令钞唐诗中王、孟、韦、柳、常建、刘昚虚数公之作,都为一卷。日夕吟讽,至顺治己丑岁,士祯年十五六,已有诗百。闲出请正于兄,兄则益喜,更为芟定,手自书之,以付雕梓,所为《落笺堂诗钞》者也”。


《文苑传·王士禄传》


而诗界公认此点:“西樵少颖悟,率诸弟读书家塾,授以诗法。诸弟渐次成名,而阮亭尤称白眉,以诗雄坛坫。海内翕然宗之。闽人林古论次其集,推季木为先。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然季木赡而肆,卓厉风法,固自别有门庭……渔洋诗格正复不离其宗。筚路蓝缕,哲昆宾首庸焉。”今人对王士禄对王士祯的影响也有研究。王士禄被立传,本身就是对王士祯事迹和诗学的重要记载。文中多处引王士祯语,并涉及诸多诗学问题。其中对诗法的记载颇可以与翁方纲的意见相印证:“然吾尝谓渔洋真知诗之正法者。盖旷代之感绵渺而相属者,即诗法也。”


本传对王士禄的文风的评价,取自朱彝尊《王考功遗集序》:“其文条畅芊蔚,羽翼经传,盖言岀乎肺腑而辞无雕绘。”传文将原文简化为“条畅芊蔚,辞无雕绘”。朱彝尊同时也评论王士禄诗风:“先生诗,空明超远,初诵之若浅易,讽咏数过而旨愈深。”但此句未被史官采取,对王士禄诗风的评价取自汪琬:“新城王子子底与其弟贻上皆以能诗称于京师,可谓自名一家,以庶几风雅之遗者也。予尝序贻上之诗,以为能变易齐风,今观子底所作,尤幽闲淡肆,极其性情之所之而然,一归于正。”此文略为简化后成为,“诗则幽闲淡肆,极乎性情之所之,而一归于正”。从取材可知,纂修官的着眼点在王士禄诗风要在“归于正”。


《王士禄传》的所谓一归于正的诗风,和有关传主行谊和功业(重点在两次冤抑)构成了呼应。《王士禄传》的记载是:“始举礼部,投牒改官,得莱州府教授。寻迁国子监助教,擢吏部考功司主事,迁稽勋司员外郎。康熙二年,典河南乡试,以磨勘罣吏议,逮下狱。久之得雪。免官。时士祯方任扬州推官,两亲皆就养,士禄因南游往省,遂移棹杭州。历览湖山之胜,居数年。再起,补考功司员外郎,颇持正,学士张贞生、御史李棠先后建言下吏议,力直之。人以为难,未几又坐免。值母殁归。饮食不入口者数日,竟以毁卒,年甫四十有八。”


王士禄著《十笏草堂诗选》


王士祯本人对此回忆是:“自时厥后两人薄宦南北虽越千里,诗筒往复,无异对床。甲辰之狱,兄事白,南下。士祯迎兄于秦邮,相见悲泣。兄了不为意,取忧患中所为诗两巨编,掷士祯前曰:弟视吾境地差进不?盖其道力坚定,宠辱不惊,视人世富贵,直土苴耳。庚戌辛亥闲,两人同官京朝,每下辄相倡和,而故人宋荔裳、施愚山辈皆在,每一篇出,人竞传写。”


两相对照,我们可知,在人生遭遇冤狱,困苦难当之时,王士禄不以为意,兄弟相见,仍旧谈诗论文。这正是温柔敦厚的诗教的体现。


相应地,我们在《文苑宋琬传》中可以见到类似的品藻,大多取自王士祯:


宋琬……始官吏曹,与给事中严沆、部郎施闰章、丁澎辈相唱和,有燕台七子之目。(本集《赵雍容诗序》)既出任外台,猝罹无妄。凡所遭丰瘁,一发之于诗。王士祯点定其集为三十卷(《池北偶谈》)……所为诗散落略尽。越二十余年,族孙邦宪仅缀辑为拾遗六卷。(《感旧集》卢见曾补注)琬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抚时触绪,类多凄清激宕之调。而境事既极,亦复不戾于和平。(吴伟业《安雅堂诗序》)王士祯常举施闰章相况,目为南施北宋云。(《池北偶谈》)


宋琬像


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述及“点定其集三十卷事”:“康熙壬子春在京师,求予定其诗笔,为三十卷。其秋,与予先后入蜀。予归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觐。蜀乱,妻孥皆寄成都,宋郁郁殁于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宋琬传》这样评价传主诗歌创作:“琬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抚时触绪,类多凄清激宕之调。而境事既极,亦复不戾于和平。”这段话截自吴伟业的《安雅堂诗序》,原文为:“其才情隽丽,格合声谐,明艳如华,温润如璧,而抚时触事,类多凄清激宕之调。又如秋隼盘空,岭猨啼夜,境事既极,亦复不盭于和平,庶几乎备文质而兼雅怨者。”


宋琬著《安雅堂文集》


至于“王士祯常举施闰章相况,目为南施北宋云”,此评语见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一,原文为“康熙已来诗人,无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闰章愚山、莱阳宋琬荔裳也”。


《文苑传》记载的王士祯、施闰章、宋琬的行谊和诗学观念呈现共同点,即人生虽然困苦,但诗风均平和温润。这就是清初诗学的重要趋势,回归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其他地方,如《王士禄传》对王士祯弟王士祜的记载,指出“与兄士禄、弟士祯同在都门,时交推之”(尤侗《王东亭传》)。该文借引用王士祯的《古钵山人遗集序》说明其价值:“士祯搜辑为《古钵山人遗集》。其诗长于情韵,在吴兴,与宋琬辈游白雀寺,赋五言古诗清绝。人比之孟浩然‘微云河汉’云。”但核对王士祯文,并无“其诗长于情韵”的评价,这句实从《四库书目提要》中截取增入。


王士祯著《池北偶谈》


王士禄附传人物徐夜,多处借用王士祯的文字如《渔洋诗话》《感旧集》《池北偶谈》来说明其经历:


(徐夜)为士禄外从兄弟。(《渔洋诗话》)初名元善,慕稽叔夜之为人,更名夜,字稽庵。(王士祯《感旧集小传》)年二十有九,弃诸生。居东皋郑潢河上,掘门土室,绝迹城市。(《池北偶谈》)顺治十八年出游钱塘,过孤山,访林逋故居,渡淛江,泝桐庐,登严光钧台,展谢翱墓,徘徊赋诗而返。康熙己未开制科,有司欲举以应诏,以疾辞,遂杜门不复出。(《渔洋文略·徐诗序》)诗学陶韦,巉刻处更似孟郊,士祯目之为礀松露鹤(《渔洋诗话》),尝索其稿不可得,就所藏为编缀百余篇刻之。(《徐诗序》)


而被立为正传的王士祯传人吴嘉纪同样是潘锡恩纂辑的。《吴嘉纪传》曰:


吴嘉纪,江苏泰州布衣(王士祯《感旧集小传》)……独喜吟诗,晨夕啸咏自适,不交当世。郡人汪楫、孙枝蔚与友善,时称道之。遂为王士祯所知。(郑方坤《陋轩诗抄小传》)尤赏其五言,清冷古淡,雪夜酌酒为之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因买舟至扬州,谒谢定交(王士祯《居易录》),由是四方知名。士争与之倡和。(王士祯《分甘余话》)嘉纪工为危苦严冷之词,尝撰今乐府,凄急幽奥,能变通陈迹,自为一家。(《诗钞小传》)所著《陋轩集》,多散佚,友人复裒集之为四卷。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劖刻。由所遭不偶(《四库书目提要》),每多怨咽之音,而笃行潜修特为一时推重云。(《诗钞小传》)


王士祯著《渔洋诗话》


又,《陶季传》曰:


陶季,江苏宝应人……北抵燕赵,南浮湘沅,西逾太行,东历海岱(《舟车集钞小传》),所著诗多于舟车中得之,因名《舟车集》。(《四库书目提要》)王士祯删定其客滇南闽中诸诗,以高岑龙标比之。(《池北偶谈》)所著《湖边草堂集》及《舟车集》二十卷,才锋踔厉,风发泉涌,虽陶练未至(《四库书目提要》),而跌宕有余。洵能取法盛唐,倏然自适其性者。


《文苑传》对上述人物的记载,记载了王士祯的诗学及其影响,也与翁方纲的意见较为接近。翁氏有言:“渔洋诗得山川挺秀之气,少年时得之扬郡居多。”因此受王士祯任职扬州推官时赏识的诗人,有数位获立正传,这里也似乎显出翁方纲的影响。


翁方纲著《复初斋文集》


总之,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对顺康诗坛的记载颇重视王士祯,对此现象的理解要联系纂修团队的诗学渊源和立场。总裁曹振镛、总纂陈用光和潘锡恩、协修陈沆均与翁方纲有关,曹振镛更是翁方纲诗学的重要传人。翁方纲是王士祯的再传,终身传播王士祯的诗学。王士祯的记载就成为呈现国史《文苑传》诗学特点的重要工具。上述因素或可以解释国史《文苑传》中的王士祯的地位和作用。



清史《文苑传》纂修历经百年,集中体现了清朝上层对文坛的观察。其中有关诗学史论述内容非常丰富。笔者注意到,不立本传的王士祯出现频率很高,似与《文苑传》诗学记载的系统相关。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钞本,集中讨论其中有关王士祯的记载,揭示其诗学史记述价值之一般。


王士祯书法


学界对于王士祯的研究成果极多,其中关于王氏的影响的研究近年颇有进展,但似乎未有人注意到清史《文苑传》对王士祯的记载及其意义。《文苑传》中的王士祯被确认为顺康诗坛领袖,其品藻文字频繁被引用,是该书诗学史论述的一个关键点。有关王士祯的记载是纂修者的精心安排,定义了清廷高层意图定位的清代诗学,串联几个重要的诗学脉络,将诸多诗学人物联结为一个系统论述。在王士祯接受史方面,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具有重要的价值。王士祯在《文苑传》中的崇高地位,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它与国史馆总裁曹振镛以及总纂陈用光、潘锡恩等纂修官的诗学立场有直接的关系。曹振镛、陈用光、潘锡恩等人均是翁方纲的门生并受到翁氏诗学观点的影响。王士祯的个案说明了翁方纲的诗学理论的重要性。有关王士祯的记载显示,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诗学论述值得重视。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作者:戚学民、温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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