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聂拉木 正午回顾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8 23:00:13

正午的话:

去年春天,胡月从云南回北京,几个朋友聚会瞎聊一夜,她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那时我们正从城里回通州,已是深夜,京通高速仍有点堵,我记得自己有点烦躁。胡月坐在车后座,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八年前那个奇妙的春节,一个被暴风雪封闭的边陲小镇。

风雪夜、火盆,和京通高速上快速闪过的灯光,就是这个故事留给我的全部画面。

我认识胡月时,她已是资深“游客”。我们那时都是孤独星球中文版的作者,她写江浙,我写青海。她实地调研时,有点儿作家去游历的味道,似乎漫不经心,对人对事却清楚得很。我则是充满焦虑,记者式的到处嗅闻,写完青海疲惫不堪。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写旅行文学的料,而胡月和赋格才是。

在旅行时,胡月常写日记,但并不是写给自己的。有点类似写信,她把有趣的旅行见闻,以邮件的方式分享给朋友们。《风雪聂拉木》起初就是几篇日记,长达两万多字,而且只有头,没有尾。将近大半年之后,胡月才交给我一篇完整的故事。对我来说,旅行文学的难点在于,如何以匆匆走过的方式描述出人事的固定感。读完这个故事,我似乎就留在了聂拉木。

——正午 谢丁




风雪聂拉木

文|胡月


从日喀则到樟木的班车早上七点出发,天还是黑的,对号入座。

后面一个穿黄棉袄的男人冲着我:“去旅游?”我敷衍地朝他点了下头,天黑,对方面目不清。

——“去尼泊尔?” 他继续问,我“嗯”一声。——“我也是去尼泊尔的。” 他说。

“哦。” 我客气地朝他的脸微笑,“是吧。”大清早的真心懒得拉话。两位中年藏族妇女上车来,装束比其他藏民整齐讲究些,一位披紫围巾的戴了眼镜,汉话说的直筒筒声音又大,像常年站在黑板前教藏人基础汉语的老师;另一位正好坐我边上,裹着厚厚的藏袍。车前头,一个四川口音的人大声讲话——他擅自坐了司机右边的头排单座,没对号,该座位的旅客来了,是个藏人,坚持让他换到别的地方去,他不肯。

“——从来就不对号嘛。这车我坐过多少次了,从来就没对过号嘛。”一张嘴就是国营单位混久了的流气和油滑。

“你是多少号,就坐多少号嘛。”那藏人坚持。

“从来就不对号嘛。”他挣扎。

“你是多少号,就坐多少号嘛。” 藏人不急不躁,语气坚定,反复说着以上的话。占座的终于无奈让出了座位,一边往后面走,一边还在说:“从来就不对号嘛。”

发车时间到,有一个座位的人没来,票已经卖了,车老板说要等。一等半个小时,天渐渐亮了。等人凑齐,车开出汽车站,天已大亮。上了路,才发现比没出发的时候更令人搓火。这位司机的技术真是令人瞪目结舌。在日喀则市区平坦无比的好路上,这辆车开得颤颤巍巍,慢慢腾腾,连蜗牛都会急死。

在藏区的优质公路上行车,有一种令人失掉时间感的催眠效果,绿河黄沙雪山蓝天在侧,走上几个小时大同小异。下午三点,司机把车停在一个小镇,大家找地方吃饭。紫围巾和坐我旁边的藏袍阿姨,跟在我后面,黄皮袄的男人拎着一个大保温瓶走在前面。 他们走进了一家餐馆,喊我跟着,并建议我跟他们点一样的饭,说这样吃上得快。三人都是藏人,交谈不说汉语,只和我交流时,才小心地吐出一些必要的汉话句子。饭毕,黄皮袄男人用他的保温杯,倒给我一杯开水。

车继续往前开,越开越高,越开越冷。天色渐暗,路两边开始有雪。藏房少了,人烟也稀了。到樟木前的最后三十公里,是从海拨四千米的聂拉木降到一千多,所以,越冷越是好事,意味着我们离目的地近了。

天色接近傍晚,视野深灰,雪大让路面全白,风也越来越猛,车厢冻脚。自从开始下雪后,“急死蜗牛”司机就开始把车开得歪歪扭扭,我暗暗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过了这段下山就好了”。山路一转,前方山上出现几排前后交错站立的水泥楼房,似乎是个小镇子。那便是聂拉木了。

中巴爬上通向水泥楼群的一条路,慢慢两侧出现了小商店、旅店,车沿着盖满雪的细小马路开到一处加油站加了点油。然后,坐在车头跟着司机考察的车主人忽然对大伙儿说:“有住旅店的,住哪家说一声,我好给你们停车。”

此话一出,大事不妙。我赶快冲到车头去,差一点就要揪住他衣领子:“住旅店?!不走了?!”他瞄我一眼,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你看看这路,能走吗?我敢走,你敢坐吗?”


在紫围巾阿姨的介绍下,黄皮袄、另一位年轻人还有我,都跟着她和藏袍阿姨住进了雪域旅馆。三个女的住一间,三张床,一张小小的藏式立茶桌,一颗灯泡,屋里冷得和外面没区别。

行李放下,大家聚到隔壁的烤火房烤火。藏式旅馆的烤火房等于“大堂”,服务员白天呆在这儿,要水要茶、交谈碰面也都在这儿。很大的藏式房屋,中心一架铸铁藏炉、大煤筐,四周摆了大大小小的椅子,房间三面靠墙也都是铺着藏毯的长座位,可以坐下十几人。火炉上坐着三四个大白铁皮和黄铜的水壶,红脸的服务员姑娘不断过来给我们加酥油茶。

一边喝茶,一边谈论明天的天气。那位年轻人说:“如果雪不大,明天可以走下去。”他就是坐在头排、坚持对号入座的那位,叫贡布,是四川阿坝的藏族。说到对号入座的事儿,他不好意思地说:“要是个藏人,我就让了,汉族人,还是个警察,就算了,警察还这样。” 原来,对方为了要贡布让座,说自己是个警察。贡布长得很耐看,轮廓清晰柔和,他是大学生,藏文学院毕业了分到乡下教书,没去,跑到边境上来,跟着在樟木的叔叔做生意。

黄皮袄男人叫加措,仔细看长相也不赖,三十多岁,虽然风尘仆仆的,但从穿着上看也见过大世面。加措是甘肃的藏族,从甘肃到樟木,再从樟木到加德满都,再从加德满都去印度,他的弟弟和妹妹在德里生活,他计划和他们一起过春节。

说起汉话来,贡布的口气谦和缓慢,加措的普通话有地方口音、直率简单,显得有点笨拙。藏式房屋里,摆着一些藏人生活的常用器:做酥油茶的长桶,雕花的木柜子和木桌,供神用的灯。贡布和加措热心地告诉我每件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找了一家牛肉面馆吃晚饭。

加措担心到了加德满都,办不成去印度的签证。问他为什么不在拉萨办?他说,在拉萨更难办。他们去印度很难,即便是在加德满都办,听说也有危险 。问什么危险?他说:首先能不能拿到签证不一定,再者就算拿到签证入境了印度,但回来时在中国边境上护照上有印度签证,也有危险。所以,“很多人连从尼泊尔去印度的签证都不办,怕回来遇上麻烦,就在印、尼边境上给人一点钱,把人偷偷带过去。”

“这里发生的事情,说出来你们都不一定信,根本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贡布接过话头。我说我相信。

贡布说:“别说内地人了,就是在藏人里头也是想法各种各样。像那些樟木边境的藏人,就对这些政策和手段没有意见,对一切都满意,为什么?因为给他们这种边境的好处比偏僻地区好:一个老师,在樟木的工资就至少四五千,大城市都不一定有这么高。所以,樟木的藏人和阿坝的藏人,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你听樟木的藏人,特别是那些在政府国营单位的人说话,就和新闻联播里没什么区别。我去内地,都没听过内地人这么说话。内地人讲钱,。”

牛肉面味道相当好。在车上苦苦晃了一整天,痛痛快快地说上一会儿话,吃上了又热又香的牛肉面,心情似乎好了不少。几个人也不知不觉拉近了。

转天我早早地醒了,一边拍打沾满了土的旅行背包,一边想着今天走下山的事。但是推门一看,外面雪还在下,地面上积的雪已经没过脚踝、深到小腿。

路上有人用塑料编织袋绑在两腿和两脚上,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找可以打国际长途的地方都难。我想打给尼泊尔的朋友,通知他们不要从加都开车到边境上来了,大雪封路,过境时间待定。从聂拉木打到尼泊尔的手机上,每分钟五块钱。

回到房间,眼看快十一点了,四位藏人朋友甚至都还没起床,显然他们认为今天是走不了。在烤火房又烤了会儿火,他们陆续出现,贡布和加措最晚,快下午一点钟才笑咪咪地晃进来,“反正也走不了,没事不睡觉做啥。”加措憨憨地一边说,一边笑呵呵地挠了挠头。

“这么大的雪,谁也没法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并向我详细解释为什么走不了:出了加油站就是山路,就算不刮风光下雪,雪深了走起来都不安全,何况还刮这么大风、眼都睁不开,更甭提还得背着东西,苦力都不肯;而且,出了聂拉木,前头至少还有二十公里的路同样在下雪呢,其中几段每次下大雪都堆得三层楼高,就算推土机推,也只能推出一条中间道,两边雪还是有三层楼高,何况现在还没有推土机推,就是现在雪停了,人也过不去。

“走路,是走不下去樟木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看推土机什么时候推。”他们总结道。

不过,雪不停,推土机是不会推的。雪停了,还要看推土机想不想推,,晚几天再推也是正常的。


既已如此,推土机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今天雪停,明天推,后天能走。所以在聂拉木要待“至少三天”。我坐在火炉旁,心里这么暗暗算着,把双腿双手尽量靠近气息微弱的火炉,低头全神贯注在压制心头升起的焦躁。想想昨晚睡的那个毛巾结冰、穿着棉衣棉裤、盖着两床被子仍打哆嗦的三人房,这个条件简陋得让人连要点热水洗脸都不好意思的烤火房,这个只有最最靠近才能感觉到一点儿暖意的炉子,除了忍耐,坐住屁股底下的这把小凳子,等着雪停、推土机出现,似乎什么也干不了,也没地方可去。

一脸沮丧,被几个藏人朋友看在眼里。为了宽慰我,他们围着火炉、半解闷半认真地讨论起“怎么才能走”来。

“这时候,只有弄架直升飞机来才行。”加措说。

“前几年有个当官的就困在这儿了,他们真的弄来一架直升飞机接他。风太大,不熟悉这边地形,连那个头儿带飞机都摔到山里了。”紫围巾阿姨说。

紫围巾阿姨桑姆,刚刚从樟木中学调到聂拉木,原来在樟木中学教过汉语,后来还当了校长。藏袍阿姨是桑姆老公的姐姐,叫曲珍,不会讲汉话,但能听懂一些,一直在旁边看着大家讲话,灵活柔顺的眼神非常专注。曲珍和桑姆都是五十岁左右,但都显得很年轻甚至有点小孩子气。

桑姆说,曲珍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到现在还是一位姑娘,她在桑姆老公家里的十个小孩中比较年长,很早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带他们成人,不知不觉青春过去,虽然从那时直到现在,一直有许多人提亲,但她自己不愿意,说一个人过惯了,也不愿意离开弟弟妹妹们。现在不管弟弟妹妹哪一个家里需要人帮忙,她就住过去,吃苦受累的活儿都由她干,对这种“游牧生活”她很满意。作为一位老姑娘而不是妇人,曲珍阿姨明净的脸上始终有一种秀美而温顺的神情,既单纯又端庄。加措说:“曲珍阿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美女呀!”我们纷纷点头同意。

烤火房的小电视里,播着西藏台的“红色”节目,试着转了几个频道,几乎大同小异。偶尔一点娱乐节目,也照搬央视晚会风格。看我这么惊讶,加措和贡布说:“西藏的电视节目,就是这样嘛!想看电视,就是看这个,不然就没电视可看嘛!” 像在聂拉木这样的县城,只能收到西藏的几个大同小异台,其他文化生活又几乎没有——旅店里,这样的电视从早到晚开着,过路住店的人无所事事,就一直盯着看,谋杀时间,也谋杀意识。

听到这儿,桑姆发言了。她的话让我们大为吃惊——在这个问题上,桑姆的看法“跟新闻联播一模一样”,连用词都一样——她就像小学生在背诵老师要求背的课文,而且因为背得好,桑姆的语气中有一种“优秀学生”的优越感和不容质疑,对“淘气捣蛋学生”加措和贡布所说的那些观点表示不屑一驳。

作为一个内地人,我也聊起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桑姆一边慢慢摇晃着身体、很认真地听着,一边开始困惑。她沉默了一阵子,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说:“就算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本人当个好人,只办好事,总不会错吧?”她说,“离太远的事儿,不知道咋回事儿,也不知道谁对谁错,那我就在工作中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自己做个好人,不管别人干什么,这不管啥时候都是正理吧?”我们看桑姆这么认真,也不好再进行更复杂的讨论,都被她面有忧色又努力找到态度的样子打动,对她的问话纷纷点头称是。

夜幕降临,我们再一次聚在牛肉面馆里。大话题告一段落,一面喝着汤,困在聂拉木这个眼前的小麻烦又再次成为核心话题。

“如果不是等曲珍姐姐从拉萨过来,我前两天就下去了。” 桑姆说。

“前天早上,我从拉萨过来,在日喀则拦越野车想搭车,也奇怪了,一天一辆都没搭上,我要是那天早到点儿,那天的班车也能赶上,可又没到那么早,结果就只能坐昨天这班。” 加措说。最后,大家异口同声说:“这就是缘分啦,要是我们都早下去樟木,雪赶不上,人也碰不上了。”


第三天一早,雪停了。但是什么时候推土机来推?又是一个新问题。有人说,不给点钱他们估计不能这么快推;有的说等有交通部门的领导从日喀则上来,他们就会给领导推;有的说,估计过年前不一定推了。

到下午,推土机可算是出发了,那轰轰的声音听上去从来没有如此振奋人心。推土机出了门,大家心都稍安。贡布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给我看照片。他家里八个小孩,大姐在北京工作,。他指着阿坝一次重大法会上他哥哥拍的照片说,,原来很聪明的。问贡布:变傻了不好?贡布想了想,说:也没什么不好,和尚嘛,是要傻一点。

贡布的哥哥修行刻苦,每年有好几个月闭关,家里就派人送糌粑去。在西藏,,都是家里供养。贡布说,在阿坝,,哪个去做,由家里人一起商量决定。烤火房里的灰尘很大,很快贡布的电脑上就落了一层。他又找出很多藏语歌放给大家听,又打开一个视频文件,是藏人在印度举行的一次晚会,其中有一首歌,曲子是小刚的《黄昏》,词是藏语。贡布说,在西藏,很多人一听这首歌就流泪。

两个穿着军装的大兵走进烤火房,贡布立刻调低音量,关了文件,打开另一首藏语情歌播起来。边境一带有很多兵,这两个兵是管“边境安全”的,但进来不是为了打探消息,而是找个暖和的地方发短信,找烤火房的女孩子聊天。

傍晚时候,推土机轰隆隆开回来,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今天推了多少公里,抱怨推土机开回来得太早。然后有消息传来:雪太厚,今天只推到加油站,连县城都没出。

听了这个消息,正在用贡布的电脑学打扑克的加措一边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一边乐呵呵地说:“在这儿过年了要!”

随后几天,每天早上听到推土机轰隆隆经过窗前的街道,成了我们早晨醒来唯一的指望,真的眼瞅要过年了。

这些天里,一些出发更晚、被大雪困在日喀则到聂拉木中途山路上的车辆,也陆续到了镇上。有的是开卡车没水没食物被困一天一夜;有的是开丰田吉普,从被困地点背着包走四五个小时、凌晨到达镇上。渐渐地,雪域宾馆、镇上其他宾馆都住满了人,唯一的一条小马路上,总能见到来来回回去加油站打听情况的卡车司机、全副武装穿鲜艳冲锋衣准备去尼泊尔的内地游客,还有几个从拉萨一路骑行到此的外国人。

人一多,吃饭成了问题,几乎每个本地小餐馆都只有一个厨子,如今一到饭点儿呼啦啦挤满了食客,而且那些慢惯了的厨子像加措说的“光做第一桌的饭,就要一个多小时”。内地来的游客们习惯了点菜,点菜令厨房的上菜极其缓慢。我们依旧在牛肉面馆解决三餐。

大雪封山让这个平时几乎没有多少人落脚的镇子一下子热闹非凡,甜茶馆里装满了北京口音侃大山的游客;小卖店的积压食品都畅销起来;保暖的棉鞋毛袜手套墨镜成了受欢迎的商品,从聂拉木打往尼泊尔的电话那么贵,但是还经常需要排队。

人越来越多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上厕所。聂拉木只有一座公厕,女厕几乎无法下脚,所有男女都只使用男厕,然后男厕也迅速积满,肮脏程度无法形容。

雪域宾馆烤火房的人也多了。几个青海来的卡车司机夜晚睡在车里、白天过来烤火;一对穿着警服的年轻男女,浓眉大眼很有夫妻相,但贡布说他们不是夫妻,男的有老婆小孩,两个都是樟木人;另外一对父子、一对父女,看起来都是在国营单位工作、生活条件不错、一定程度汉化了的藏人。这些还都是住店客,烤火房还常来一些没事到处转的当地藏人、和服务员姑娘聊天的男人、跑来看电视的小孩、听说这里能烤火来蹭烤火的游客以及把烤火房当成茶馆来点单的游客。

有一次,两个内地游客推门进来,看到人人都在喝茶,于是直接奔到靠火炉的位子坐下,接着对卓嘎说:“服务员,两杯酥油茶。”在内地餐馆习惯了的这种顾客对服务员的态度,弄得卓嘎态度有点冷淡,她说:“这儿不是茶馆,没有酥油茶。” 误打误撞进来的内地游客往往一开口,虽毫无恶意,却总不自觉流露出了优越感、戒备心,和藏人之间自然地有了种屏障。烤火房的火炉不总是很热,挨炉子的位子有限,不管哪里的游客进来蹭烤火,炉前的藏人总是让出好位子给对方,管事的旅馆服务员卓嘎也会叫着阿姨、叔叔递上酥油茶,但是接下去就没人知道该说什么了,都只在火前默默地坐着。藏人感到了这个屏障,游客也感到了这个屏障,一有游客在,烤火房的气氛就变得既安静又客气。等到游客坐不住走了,屋里的气氛才松驰下来,大家慢慢又闲扯起来。

我们五个是第一群困在雪域宾馆的旅客,随着人越来越多,无论在烤火房还是其他地方,我们都自命“元老旅客”,遇到新来的、对情况不明的旅客,就把封山以来每天的进展向对方讲解一番;介绍镇上能吃能住、能打电话的地方;提供保暖、防晒方面的建议。我是内地人,比较容易和内地人沟通;桑姆曾经有一年带着学生下雪时徒步从聂拉木走下樟木,所以熟悉下雪时的道路情况;加措在樟木做过多年的生意,对什么路况能通车、什么车能过、要多长时间有多大风险比较清楚;温和的贡布负责一边听一边点头,并补充更多细节及安抚对方不要着急。

每天的热水也越来越不够用,被困在路上好不容易赶到聂拉木的住店客人,总是哗啦啦像见到亲人一样倒炉子烧出来的热水来洗脸刷牙,我们先到的五个人不约而同没舍得跟他们一起争用这洗脸刷牙的热水。也许因为如此,服务员姑娘们对我们几个元老就格外亲切些 。

晚上,房间总是冻得无法入睡。卓嘎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矿泉水瓶给我和桑姆、曲珍两位阿姨各灌一瓶热水放在脚下,虽然只能装半瓶,但脚一暖和周身舒服,睡觉也不像之前那么痛苦了。早上,尚有一丁点儿余温的半瓶水还可以洗脸刷牙,一举两得。

过小年那一天,终于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推土车只推了五公里,而且难保接下去是否还会变天、再下一场雪,所以,如果要等路推通,至少还要一个星期。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开,所有人都发出一声感叹:看来,这个年真的要在聂拉木过了。


农历二十九,藏历新年吃“咕嘟”。晚饭时间,卓嘎在一个大铝盆里放上青稞面、和上水、开始捏面团,这边桑姆在一个一个小纸条上写字:“糌粑、盐、纸、辣椒、火炭、羊毛、羊粪、瓷”,每样东西代表一个意思。然后把这些字条放进其中一些面团里。“咕嘟”的煮法接近疙瘩汤:面团揪好,往下了牦牛肉块的开水里一丢,边煮边搅,开锅就可以吃了。

卓嘎给烤火房里坐着的每个人都满满盛上一碗,看谁的碗里有纸条。藏人讲究“三”,特别是农历二十九,“咕嘟”要吃三碗。头一碗还蛮香,第二碗就有点儿顶,第三碗下肚脖子里都是青稞糊糊,好在第三碗按习俗要留下一点,倒在一个大碗里表示年年有余,最后糊糊才不至于从鼻孔溢出来。加措三碗吃到两个纸条,一个是“瓷”,表示好吃懒作,一个是“火炭”,表示不爱动。每天在固定位置上一坐一天、全神贯注打电脑扑克的加措不好意思地摸摸头说:“都对。”

桑姆吃出了“羊毛”,这表示心好,另外一对藏人父子中的儿子吃出了“羊粪”,表示黑心。看到我这个唯一的汉人啥也没吃到,给我装第三碗的时候几个服务员特意在锅里挑来挑去,装了好几个大的面块,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吃出了一个纸条,表示“能让别人听自己的话”。

藏人的食物粗糙简单,主要就是牦牛肉、青稞和土豆。聂拉木的土豆格外好吃,服务员用大锅放在炉子上闷出来的土豆又软又沙,带一点点咸味,我们常常吃到不好意思再吃,才缩回手。桑姆说,附近都知道聂拉木的土豆好吃,到了樟木,土豆就不行了。除了土豆,聂拉木的菜几乎都是从樟木运过来的,价格高、不新鲜,特别是下雪路一封,就更不新鲜了。随着受困的人越来越多,菜越来越少,越来越贵。这并没有挡住我第二天大年三十请大家吃一顿“汉族年夜饭”的计划——既然下山没希望,不如既来之则安之,这样的春节也算是难得。

三十下午,我和桑姆出发采购,桑姆负责买饮料和糖,我买肉、米和菜。瓜子和可乐是不可少的,特别是瓜子,烤火房整屋子的人经常无所事事、无精打彩,但只要谁打开一袋瓜子给大家分,气氛立刻变得生机勃勃、其乐融融。

我们采购了足够十几个人吃的材料,虽然一共没几样,但分量足足。回到烤火房立刻开火,卓嘎主灶,其他两个姑娘帮忙,屋子里很快充满了炖肉的香味。到晚上八点半,大盆大盆的年夜饭上桌了:主菜是咖哩土豆胡萝卜炖肉,这个最受大家欢迎;还有炒豌豆尖,罐头凤尾鱼、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羹。花色有限,但胜在量大。在我的要求和强迫下,卓嘎才做了鸡蛋羹这道菜,表示以前从来没有舍得把七个鸡蛋用到一道从来没见过没听过的菜里,非常不愿冒这个险 。

虽然美中不足,但以吃客的反应来看,这仍旧算做一桌“极为成功”的年夜饭。 我们五个、服务员姑娘们和一直呆在烤火房里的其他六个住客,一共十四个人,全部吃得无声无息,彼此连端起碗致意一下、说句祝福的话都没有来得及,直到大盆小盆里的东西迅速光底,贡布才第一个放下筷子,诚实地说:“吃得太快,没来得及反应就饱了。”

西藏的娱乐不如内地,三十晚上春晚和中央台的节目是唯一选择。腊月二十八播出的西藏台春节晚会比春晚还春晚——穿着藏袍的主持人们除了有个藏族名字,表情、手势、皮笑肉不笑的脸等一切其他元素都是九十年代中央台新闻联播加七一晚会的山寨物,嗓门大又亮、话语假大空。

我和加措、贡布一再让其他人把那近似嚎叫的音量调下来,打开电脑看租来的影碟。桑姆忠心耿耿、满怀期待地看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跑过来跟我们说:“今年的晚会办得真的不太好看。”我和贡布、加措都笑了:“瞧您说的,就跟去年好看似的!”

忽然,有人在外面放起了烟火。寒冷清澈的高原夜空,并不高级的烟花在洁白的雪地上显得非常明亮美丽。不知哪里窜起的巨大烟花,一朵一朵,绽放在放连珠炮的我们的头上,美艳逼近,比周围的雪山还近,绽放,然后凋谢,又一朵升上来,继续绽放。我久久地仰着头,因为看到了这样连续不断的大颗烟花,过去七天种种的郁闷,瞬间化成烟消失在这高原的夜色上空。

明天是新的一年。前一天,我对贡布说,之所以年尾困在聂拉木,大概是霉运还剩一点没完,为了不让我们把霉运带到新一年,老天爷才安排我们最后几天留在聂拉木,把霉运统统消干净。贡布像往常那样,一边听一边和气地点头,说:“嗯,嗯,就是,就是。”

没想到话真的说中,新年一到,我们果然转运了。


大年初一下午,桑姆悄悄对我说:“苦力下去走了,说到樟木走得通了,问我要不要雇他们背包和踩路,把咱们领下樟木。”

聂拉木的苦力,就是内地人说的“扛活的”,靠出卖体力赚钱。因为积雪太深而且要一步一个脚印踩出雪窝子来往前走,聂拉木的苦力们商量出了一个办法:派几个苦力走最前面,负责踩出雪窝子,后面一个苦力带一个客人的背包跟着,最后才是客人。走到樟木大概九个小时,天亮出发,下午就能到。

桑姆说,带上水和干粮,每个人付苦力三百块。

我们几个都没有问题,加措连扑克也关了,下地转圈走。桑姆说再去找苦力的头儿,敲定明天一早就出发。困了这么久,桑姆这句话来得突然,有点像做梦。

桑姆出去预订苦力,我和加措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讨论路上带什么吃喝,加措的大保温杯可以装热酥油茶,再带五张烤饼,我们五个人一人一小杯热茶配烤饼吃。卓嘎说可以早起在灶上把烤饼给我们烤得热热的,拿报纸和棉衣厚厚包起来。“饼嘛,就揣怀里好了,”加措说,“冷了不好吃。”

雪域宾馆住的其他人听说我们准备头一批下去,都说要下一批走,说既然初一都过完了,那就不急了。“头一批贵,路不好走,苦力肯定要多收一百嘛。”他们比我们到聂拉木晚,打算等后面过两天便宜点了再走,不管怎么说,下山的话题让烤火房的气氛和前两天完全不一样了,大伙的精神头儿都找了回来,说话声音大了,手势比比划划,笑声也哈哈响,烤火房从避难所又变回了烤火房。

正热闹,啪地棉门帘子一掀,进来一高大个儿,穿着宝蓝镶红纹的亮料冲锋衣,是个汉人,表情严肃还有点儿傲慢。撂下门帘子还没站定就说:“你们这儿,谁是负责的?”

我加措贡布互相看了看,加措答:“这就是烤火房,没啥负责的嘛。烤火房的姑娘是负责的。”

亮蓝料冲锋衣两腿一叉,站在火炉旁的砖地当间儿:“我说找苦力下山,谁是负责的。我们是XX地理协会的,找负责的人谈。”语气居高临下。

这时桑姆也回来了。加措贡布正好懒得搭理大高个儿,立刻介绍桑姆,然后搓着手坐在炉边上听他们对话。

“你们多少苦力?我们要的人多。”亮蓝料和桑姆在炉子边坐下,仍是上级领导的口气。

“全镇大概二十多个,不超过三十个。平时大部分在外面做苦力,过年了凑得比较齐也不到三十个。”桑姆像对上级汇报,既礼貌又大声向亮蓝料介绍。

“那跟他们说,苦力我们包了,价格得下来。”亮蓝料板着脸喝一口酥油茶,眼也不抬一下看腰杆笔直的桑姆。

“全包了不行。镇上已经有人预订了,我们也有五个人预订了,大概还剩十个苦力,他们还要留几个在前面踩路,踩路的苦力就不能背包了。”

亮蓝料听了皱眉露出厌烦的神色:“包团比散客好多了吧?把散客退了明天先我们走,我们十五个雇他们二十个,背包,剩下的在前面踩路。”

我和加措贡布互相看了看,悄悄撇了撇嘴。没等桑姆回话,温和的贡布说了一句:“我们就是散客。”

亮蓝料扫了一眼他,转冲桑姆:“你们五个,可以跟我们下去。你们一伙儿的吧。”

“不是跟你们下去,是大家跟苦力下去。”我听不顺耳,故意呛他一句。

亮蓝料往我这儿看看,发现是汉人便眼皮一耷:“你个小姑娘,懂什么?别跟着瞎掺和!”

贡布、加措和我都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我一个汉人站藏人那头瞎吆喝什么?

“先预订的人,就先预订了,苦力不管散客不散客,大家都一样的。你们人多,我问问他们还有没有更多苦力。不是很大的包,他们一个人还可以背两个。”

“这样就得便宜,”亮蓝料听桑姆这么讲,立刻说,“你们一个人付多少钱?光我们一队就十五个人,得便宜。”

“我们雇一个苦力背包三百块,自己带水和干粮,大包他们背,水和干粮还有现金啥的自己带着。到樟木路上走九个小时,苦力在前面走,人在后面跟着,”桑姆说:“踩路的不用给钱,回去他们苦力自己分。”

“三百是给我们汉人报的价吧?”大高个儿立刻说,“你们藏人给多少?”

“我们也是三百。”桑姆老老实实回答,一点儿都不生气。“他们苦力,一年就靠大雪封山这几天赚这几百块,是辛苦钱。”

“三百不贵嘛,早点下去早点好嘛,在聂拉木吃住一天也要两三百,下去了该办事办事,困这里也着急嘛。”加措虽然一脸不高兴,还是口气缓和地劝了亮蓝料几句。“就是,就是。”贡布也附和说。他们似乎对汉人这副样子已经很习惯了。

大家的好言相劝,似乎倒让亮蓝料起了疑心,他忽然站了起来,冷笑一声:“藏人肯定帮藏人说话了,我不信他们跟你们也收三百。行,那先这样吧!我再去别地方问问。聂拉木,苦力也不是就你们认识那几个。”说完,转身掀门帘子大步走出去了。

贡布加措和我又互相看了一眼,面面相觑,嘴也懒得撇,起来伸伸腿脚继续收拾各自的东西。

“苦力真就是我认识的这几个,”桑姆还有点遗憾,“这又不是拉萨,聂拉木一共有多大嘛。”“问完就知道了,最好快点回来,要不十个苦力也没有了。”

晚上十点半,五个人安排停当、准备休息。亮蓝料再一次呼地掀了门帘进来。一站下就说:“按你说的,三百,明天我们团队的人先走,你赶紧跟苦力说。”

“没有苦力了。”桑姆说,“明天一共二十个客人要下去。苦力一共二十七个,五个踩路的,二十个背包的,就还有两个闲的。”还是那副标准普通话,清晰、大声,一点情绪都没有。

“那不行。你赶紧去跟他们说,哪有放着钱不赚的!让他们叫人,我们明天必须下去。”

桑姆真的去了。

我们四个默默坐在炉边等,没人跟亮蓝料搭话。

“你们真是一个人三百?”忽然,亮蓝料冲着我说。

“啊。”我答。他不知道我是五个人里最不想跟他搭话的。

大家继续沉默。

十一点多,桑姆回来了。苦力喊了几个小伙子帮忙,但也只凑够了八个人背包。

“那不行,”亮蓝料听罢表示:“我们十五个人,到尼泊尔有重要工作等着呢!差七个下不去不行!”

“我们这个妹妹的背包轻,”桑姆指指我,“我找个苦力的老婆帮她背,我们的苦力再匀给你们一个。你们就先九个下去,六个后天再走,也就差一天。”。

“哪是一天?”亮蓝料不屑地冷笑:“苦力都下去了,后天其他人还怎么走?”

“明天送我们到了樟木,苦力就回来了嘛,后天再下去。很多人都后天下去,他们还要背的嘛。”桑姆还是一字一句说。

“明天当天返回?走九个小时?”亮蓝料显然有些意外。

“不背包不用九个小时。六七个小时就回到聂拉木。其他客人等着看我们明天下不下得到樟木,才定后天雇不雇苦力下去。他们要赶回来嘛。”

“当天往返。哦。那还真是辛苦钱。”亮蓝料声音低下来,有点像个正常人似的说了一句。

“就说,三百不贵嘛。”加措趁机,“我们藏人你们汉人都是想早点下去办事,都是雇人背东西,不会多收你们汉人钱嘛。”

“就是,就是。”贡布附和。


天蒙蒙亮,在齐大腿的深雪中,一队人哼哧哼哧往高原下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喊累。天渐渐亮了,雪也慢慢下降到膝盖以上的高度,最前面的苦力们踩过之后脚窝已经很宽大,不负重的我们走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累。阳光照在四周的山岭上,景色很美,但是没人担头看,集中精力一言不发地走,在这种情况下是最节省精力的。

十一点左右,我们停下来吃掉了还温乎的烤饼,喝掉了还热乎的酥油茶,桑姆的老公已经准备好了小货车等在樟木城外,只等我们一到,就可以上车,少走一个小时的路。这个消息和肚里的午饭让我们精神振作,而且越往下雪越浅,路好走得大家又时不时聊起天来。

下午三点钟,我们和桑姆老公汇合,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小货车,一溜烟冲向县城。“苦力会把我们的包送到家里来的,他们都认识。”桑姆说,出发前已经和苦力打好了招呼,并商量好加措跟着贡布,我跟着桑姆,去他们家里吃饭和借住一晚,然后明天我再和加措一起出发过境去加德满都。

不仅吃了饭,还洗了一个热水澡,眼看着天要黑了,我的背包却没有送到。桑姆老公决定带着我去路上找找帮我背包的那个女苦力。樟木县城很小,主街道只有一条,我们在路上走了十分钟,就见到几个已经完成任务的苦力嘻嘻哈哈地走过,桑姆老公上去问了一下,说是苦力们都聚到常去的馆子准备吃晚饭,吃完还要赶回聂拉木去。

桑姆老公带着我脚步匆匆地到馆子里,却没有发现那个女苦力,其他苦力说,没看见她下来城里,我们听了都着急起来,但只好继续在街上寻找。忽然,走在我前面一路跟人打听的桑姆老公腰带断了,他甚至来不及尴尬,立刻用一只手捏住那皮带的断处,另一只手捏了裤腰,喊住路过的一位熟人,提着裤子问着对方关于女苦力的问题。

“一般找不到你们家的话,他们都会回到通车那里等着。”那位熟人低头看了一眼桑姆老公断掉的腰带,说,“车就在边上,我开车带你们去上面看一下,你这样提着裤子也不是办法。”

于是我们上了车,重新往县城外面开。路上,我开始后悔放心把东西交给完全不认识的苦力,焦虑地推算着丢了电脑等之后要处理的麻烦。

在几乎完全黑下来的郊外高坡上,车子慢慢爬升着,渐渐的,远处的大石头出现了一个剪影,直着身子坐着望着前方,一动不动,因为暗几乎快要看不见了。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了出来,那正是我的女苦力,望着暮气沉沉的天空,一手搭在身边那只躺倒的大背包上。




胡月,前杂志人,现自由人,旅居西南。这个故事发生于2007年春节。

插画作者牛若晨,业余插画师,专业首饰与金属工艺,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毕业,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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