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林贤治:秋风秋雨愁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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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3-25 15: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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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秩序主义者,“告别革命”论者,众多冷淡或畏惧政治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渲染革命的破坏力,把它看作是一场火灾,避之惟恐不速。相反,革命者投身革命,“制造革命”,生存或毁灭都在火中。秋瑾是一只赴火的飞蛾。以她对时局和革命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以及固有的侠义性格,葬身烈火是她的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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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如同影视界大演帝王戏一样,报刊及图书业突然对民国人物热中起来。这其中,有遗老遗少,大小政客、留洋教授、宪法学者,考据家、收藏家、美食家、玩家,各种形相,层出不穷。因这等人物,连带鼓吹一种侍从文化、风雅文化、闲适文化。由于美化倾向明显,于是网络传之为“民国范”。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即清末民初时期,王纲解纽,新学西来,推移激荡。所谓社会精英,当时有开明士绅,士大夫及新兴知识分子,开一时风气;由渐进而激进,由改良而革命,骎骎乎直达于五四。及至国民党北伐成功,实行“党治”,基本上结束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受到严重的遏制,拒绝“党化”的个体难以获得独立的表现空间。所以,至今的“民国范”中人,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政治文化的产物,其中多是大儒、雅人,即使涉足政治,也是半吊子政治家,为权门豢养的智囊之士,顶多是“诤臣”,而不是叛徒和猛士。


  民国结束帝制,实行共和,天地为之变色。民国的精神,一面批判、破坏、颠覆,一面开拓、创造、建设,代表的是东方现代转型国家的一种革命精神。“革命”一词后来被滥用了,人们觉得讨嫌,其实无非相当于生物学上的“变异”,平常得很,只是把平常的事物以非常的形式在某个历史瞬刻集中呈现出来,让惯于奴隶生活的人们猝不及防,觉得惊心动魄罢了。


  所谓“民国范”,身上当寄寓着民国时代的精神。这类人物,多见于开国的一代,至二十年代中期已是日渐式微了。民国经历了许多劫难,有过许多变化,前后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富于特色的知识群落:春秋时期的游士,魏晋时期的狂士,晚明的文人社团,再就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后者既有个人意识,国族意识,又有人类意识。打破传统地域的文化观念而与世界大潮相连接,这是突破性的时代成就。这代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勇于实践,主要指政治实践,他们直接参与革命活动,头颅有价而真理无价,往往为了理想,便轻掷生命。他们从士大夫那里脱出,成了新知识者,却夹带了侠义之风。亦古亦今,亦文亦武,慷慨悲歌,世所罕见。


  倘若要举代表清末民初风气的人物,秋瑾最为合适。不过,说起这位革命先驱者,恐怕今天知道小凤仙,甚至赛金花的人会更多一些。


  2


  秋瑾,浙江绍兴人,1877年生于福建,十七岁时随父赴湖南,二十岁结婚,二十七岁随丈夫北上进京。直到这时,用她的话说,过的都是普通妇女的“篱下”生活,没有独立性可言。此后,东渡日本,从事革命,谋划奔走,率众起事,至1907年6月牺牲。完成这所有一切,仅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可见其后期激进的程度。


  秋瑾是一位诗人,一部《秋瑾集》,前后时期的作风很不相同。前期近于《花间集》,多写闺阁事,文辞清丽,唯反复出现“知己”一词,隐含某种精神渴求。秋瑾原名闺瑾,留日时去掉“闺”字,易名瑾。透过名字革命,她清楚地表示了作别“第二性”的决心。后期的作品满纸铁血,慷慨豪迈,简直判若两人。


  这种变化,与秋瑾进入北京大有关系。


  北京是一个政治城市,精英群集,书报多,消息多;因为是国家的心脏,在这里,可以直面政府的专制、腐败与无能。年少在厦门,她见过“红毛人”的骄横之态,居湘期间,正值陈宝箴、黄遵宪等大力推广“新政”时期,维新思想对她有过积极的影响。所以,后来当她艰难筹措学费准备留日时,闻说戊戌党人王照入狱,竟将部分学费托人送至狱中。其实,此时她已经萌生了革命思想,并非改良主义的信徒了。


  她写下《宝刀歌》、《宝剑歌》,一时和者甚众。


  《宝刀歌》:


  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铜驼。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留传遍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


  《宝剑歌》:


  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一匣深藏不露锋,知音落落世难逢。空山一夜惊风雨,跃跃沉吟欲化龙。宝光闪闪惊四座,九天白日暗无色。……除去干将与莫邪,世界伊谁开暗黑。斩尽妖魔百鬼藏,澄清天下本天职。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


  用《水浒传》里的话说,这已是明目张胆的“反诗”了。


  在北京,秋瑾开始社交活动,寻找“知己”。她结识了吴芝瑛,日夕过从,以传统的形式结拜为姊妹,还认识了一批有进步思想的知识者,第一次参加由吴芝瑛等发起的“妇女谈话会”的集会。同外界的接触,益增了她对家庭生活的不满,而深感自己是“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即使膝下育有儿女,终至于与家庭决裂。个人的遭际,使她对女权问题倍加关注;而且,自始至终把女权运动置于民族和民主革命运动之中。


  秋瑾变卖首饰,筹备留日学费,中途因资助政治犯而告绌,回到老家绍兴再行筹措,并告别家人。1904年6月,她登上“独立号”商船,前往日本。船上,有日人索诗,有作云: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


  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


  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


  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


  3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国力大增,在战争中先后战胜中、俄等大国。在战胜国面前,中国知识青年满怀耻辱感,又不能不视之为师法的对象,于是纷纷东渡,人数逐年激增。戊戌政变后,日本成了中国政治的演兵场。这里集中了众多的精英分子,他们在日后推翻大清王朝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动员方面,他们固然发挥了知识人的能量;在争取会党和改造“新军”以壮大军事力量方面,同样建立了一等的殊勋。近年来有论客夸大地方士绅的历史作用,其实,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太密切的联系,本质上是敌视革命的。“光复”前后,这种两面性暴露得相当充分,有些士绅参与迫害革命者,在新政权内部,继续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


  秋瑾到东京后,先在一所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次年考入青山实践女学,学习教育及工艺等科学。事实上,她把更多的心力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和革命工作中。她以过人的勇气、见识、意志力和行动力,赢得众多留学生的敬佩和信任。


  补习日文时,秋瑾即已发起组织共爱会。这是近代中国妇女最先成立的爱国组织,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主张女子从军,救护战地伤员,又与国内女学联系,要求推广。秋瑾对于看护工作颇为重视,曾经参考日本书籍,译写了一部《看护学教程》,除详细介绍看护的理论与实践之外,还批判了当时社会普遍把看护当成贱业的看法。


  经介绍,秋瑾加入冯自由等人组织的秘密团体“三合会”,这是她最早参加的反清革命组织,此后,又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三合会里,她受封为“白扇”,即俗称的军师,从此逐渐充实了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平时,她喜欢穿日本和服,携带一把倭刀,除了在校学习,经常到东京麹町区一家武术会练习体操、剑击和射击技术,还曾去横滨学习炸药技术。这些行动,说明她很早便已经为日后的武装斗争暗暗做着准备。为了唤醒国民,她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在东京,她倡办《白话报》,并亲自撰文,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白话报》为杂志性质,共出版了六期,从内容看,鼓吹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明显是与当时广有影响的保皇派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相对立的。此外,秋瑾又参与组织了“演说练习会”。她曾经撰文鼓吹演说的好处,实际上是要求更多一种通俗的普及的形式,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


  1904年年底,因资助长沙起义失败东来的同志,秋瑾倾尽所有,只好回国筹集学费。在路上,她继续联络同志,从未中辍革命工作。春初,只身再次赴日。此行乘坐三等舱,与穷人苦力挤到一起,可见她的平民意识和俭朴生活。


  次年冬,清政府驻日公使为了消弭留学生日趋激烈的革命活动,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粗暴侵犯留学生的人身自由和相关权利。留学生对此十分愤怒,群起罢课;湖南学生陈天华投海自杀,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在浙江同乡会的集会上,留学生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忍辱力学,一派主张回国革命。秋瑾力主归国,有记述说她发言时,随手从靴筒拔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政府,卖友求荣,吃我一刀!……”


  1906年初春,秋瑾归国,全力投入革命。


  4


  在家乡绍兴,秋瑾在一所女学代了几天体育课,随即转任湖州南浔镇浔溪女学教习。据女学学生徐蕴华说,这是浙西的一个富庶大镇,秋瑾到此地,还抱有对革命所需的经济力量有所帮助的希望。又说,秋瑾在女学担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程,其间,给学生以革命精神的熏陶,尤胜于知识的启迪。暑假后,秋瑾因故辞职,学生涕泣数日,校长徐自华也相续愤而离校。在这短暂的时日里,秋瑾与徐自华结下终生的友谊,在她的感化之下,徐自华、蕴华姐妹先后秘密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秋瑾离开浔溪女学后,转往上海,在那里邀集同志,以“蠡城学社”为名,联系会党,开展革命活动。她屡去沪杭,两地都有多处联络点;又数次深入内地,足迹遍及省内十多个县市,风餐露宿,艰苦备尝。为了准备起义的军火,她曾在寓所内与同志研制炸药,不慎爆炸,令臂部受伤。这时,幸好因她警觉,忍着剧痛及时将炸药埋藏起来,才躲过警察的搜查,未遭逮捕,但已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据说准备将她驱逐出境。


  妇女问题一直为秋瑾所萦怀。冬初,她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一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一同进行。她亲自撰写发刊词,还写了一篇《告姊妹们》在创刊号发表,寄希望于广大妇女,自觉奴隶的地位而奋起抗争,脱身黑暗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因资金关系,《中国女报》刊行了两期,便告夭折。


  《女报》停刊后,秋瑾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军事方面,密谋发动起义。1907年农历正月,绍兴大通学堂师生一致邀请秋瑾主持校务。大通学堂是徐锡麟等人于1905年创办的,课程除国文、英文、日语,舆地,历史、教育、伦理、理化、算术、博物、音乐、图画外,非常重视机械体操和兵式体操,实际上是一所为革命培训军事干部的学校。校方以提倡军式体操为名,请准官方募款购置后膛枪五十支,子弹二万发,并聘有军事教员,密告各地会党选派干部前来集训。秋瑾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负责人,接手校务后,学校随之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


  秋瑾为了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组建光复军。军中干部共分十六级,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统领的范围及于嵊州、缙云,金华,几乎占了浙江半个省。秋瑾手订军制军规,筹备军饷,购置武器;待诸事齐备,进一步确定起义路线和日期,皖浙同时起兵,随后会师南京。


  当光复军下达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起义令后,干部不慎泄密,事发武义县,官兵搜出党人名册,由此牵连各地,以致大通学校。即日,徐锡麟在安庆乘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际,枪击安徽巡抚恩铭,宣布起义,不幸失败。秋瑾得知徐锡麟死难消息,悲痛之余,仍坚持按起义原计划行事。7月12日,得杭州密报,她当即指挥学校师生掩藏武装,焚毁名册,然后疏散学生,回家将小楼密室藏匿的文件,信札及革命书籍付之一炬。这时,为她素所倚重的同志王金发冒险前来,劝她及时避走,她不同意,反促王金发火速离开。次日下午,密探报告清兵已经抵达绍兴,学生再次劝秋瑾隐避,她仍不同意,遣散最后一批同志,坚持留守。教师程毅及一小批学生不肯走散,紧随秋瑾,甘愿与革命学校共存亡。危急之际,叛徒蒋继云向秋瑾纠缠索费,正交涉中,三百余名清兵突然包围学校。这时,学生再劝秋瑾从后门逃走,她神色自若,拒不同意,于是被捕。


  绍兴知府贵福命山阴县知县提审,秋瑾沉默以对,“坚不吐供”,只写了“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贵福改派其幕友严讯,秋瑾只是说:“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摺亦是我物,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然后闭目咬牙,忍受酷刑。刑讯毫无结果,又无确凿证据,只好伪造供词,并强按指印结案。由于贵福深惧革命党,正如他给浙抚的电文所云:“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所以呈请尽早处死秋瑾。


  7月15日(六月六日)凌晨4时,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


  5


  秩序主义者,“告别革命”论者,众多冷淡或畏惧政治的人们,都不同程度地渲染革命的破坏力,把它看作是一场火灾,避之惟恐不速。相反,革命者投身革命,“制造革命”,生存或毁灭都在火中。秋瑾是一只赴火的飞蛾。以她对时局和革命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以及固有的侠义性格,葬身烈火是她的必然归宿。


  秋瑾有一个理念是:如果不想做奴隶,就一定要革命;要革命,就一定有牺牲。革命与否,就看如何裁判时局。秋瑾在《普告同胞檄稿》中写道:


  嗟夫,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时势,为如何之时势乎!其亦知今日之时势,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欧风美雨,澎湃逼人,满贼汉奸,网罗交至。……夫鱼游釜底,燕处焚巢,旦夕偷生,不自知其濒于危殆,我同胞其何以异是耶?财政则婪索无厌,虽负尽纳税义务,而不与人以参政之权;民生则道路流离,而彼方升平歌舞。侈言立宪,而专制乃得实行;名为集权,则汉人尽遭剥削。南北兵权,既纯操于满奴之手;天下财赋、又欲集之一隅。练兵也,加赋也,种种剥夺,括以一言,制我汉族之死命而已。夫闭关之世,犹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况四邻逼处,彼乃举其防家贼、媚异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


  通篇充满激情,然而极其理性: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集权民主,民族民生,全都有了。时局如斯,革命因此具有了正当性。然而,当民众酣睡不醒时,就需要革命的先行者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有责任,有担当,包括牺牲自己。秋瑾在草拟的另一篇起义檄稿的开头便说:“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盖种族之不保,则个人随亡。”她称牺牲个人以保全民族,是为“大义”,即牺牲的必要性。由于在国家面前,革命力量未免单弱,尤其在草创阶段,因此牺牲又是一种必然。


  “救时应仗出群才”。中国革命的“群才”在哪里?秋瑾往来辗转,数年间都在联络同志,然而,她竟然说:“回首神州堪一恸,中华偌大竟无人。”


  徐自华回忆说秋瑾论交,每每泣下。秋瑾说,妇女界有名人士都访问过,岂知全是“沽名钓誉,徒托空言”者。徐自华批评她太自负,“曲高和寡”,并且举出最有名的几个人诘问她,她回答说:“既云有名,请问何人肯出而为公益事,牺牲一己?人皆云我目空一世,与子相处月余,当知余非自负者,庸脂俗粉,实不屑语。余之感慨,乃悲中国无人也。”


  秋瑾牺牲前两个月,还在一封致同志的信中写道:“近日志士类多口是心非,稍有风潮,非脱身事外,即变其立志,平时徒慕虚名,毫无实际,互相排挤,互相欺骗,损人以利已者,滔滔皆是,而同心同德,互相扶助,牺牲个人,为大众谋幸福者,则未之闻也。呜呼!吾族其何以兴?予也不求他人之知,惟行吾志;惟臂助少人,见徒论空言以欺世及自私自利宗旨不坚者,又不屑与语,故人以瑾为目空一世者,讏也,实悲中国之无主人也。”


  她对“人才”的要求,实质是对于一种内涵诚实、友爱、无私、勇敢、坚定等诸种因素的人格要求,而革命者则“须牺牲一切而尽义务”。因为期许太高,反求诸己,便更加坚定了她献身革命的决心。


  自日本回国后,秋瑾有信寄给仍然留在东京学习的同志王时泽,信中说:


  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归物,与君等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而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


  秋瑾立誓要做中国女界的第一位女难者。她更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身上有着一种英雄主义的特质;把刀剑许为知己,咏赞不绝。如《对酒》:“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狂歌舞剑,热血贲张,豪气十足。然而,《秋瑾集》中,又随处暴露了诗人情感柔弱的方面,不乏诸如“垂泪”、“伤心”、“痛哭”一类字眼。突出的是《如此江山》:“萧萧谢女吟《愁赋》,潇潇滴簷剩雨。知己难逢,年光似瞬,双鬓飘零如许。愁情怕诉,算日暮途穷,此身独苦。世界凄凉,可怜生个凄凉女。曰归也归何处?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秋瑾的行动是豪迈的,内心是孤独悲凉的。所以,她在赴死时,才会留下“秋雨秋风愁煞人”这样凄怆的遗词,令人想起后来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大约知识者出身的革命先驱者,都会有着如此近于矛盾的精神状况的罢,唯其如此,他们在历史上的存在才显得更真实,更悲壮,更令人感佩。


  由于秋瑾无时不想到赴死,这种光荣的死亡,便给了她的诗作以一种明朗而凄厉的音调。如《感愤》:


  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椎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残,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又如《感时》:


  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


  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


  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


  一腔热血愁回首,肠断难为五月花。


  1907年仲春,秋瑾在杭州和徐自华一起泛舟西湖,随后登上凤凰山巅,凭吊南宋故宫遗址,指点江山,倾吐怀抱。她俯瞰杭州全城,将城厢、街道、路口等绘成地图,准备他日进军杭州之用,然后一同瞻仰岳坟。留连间,她对女友郑重说道:“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


  端午节后,秋瑾在去上海途中,曾到徐自华处商筹军饷。徐自华倾全部首饰,约值黄金三十多两相赠,秋瑾感激之余,赠所佩翡翠镯子留念,并重提“埋骨西泠”旧约。临行前,秋瑾突发心脏病,面色惨白,落杯于地。徐自华妥为安顿之后,挽留暂住,拟次日专舟送行。秋瑾开始答应,时值五更,待疼痛稍缓,竟即刻起身辞行。徐自华回忆说,别时曙星冷落,烟树朦胧,身上顿觉有一股阴气沉沉来袭,便问:“上海游返无事,可以再来吗?”秋瑾回答说:“今后恐怕不再来了!”


  秋瑾在报上看到徐锡麟死难的消息之后,当夜写下绝命词,次日寄给徐蕴华。词云:“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需三尺孤魂,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士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其时,距殉难日仅有五天。


  暑假返绍的杭州女校教师胡钟秋来校见秋瑾,劝她离开绍兴,到上海暂避。她答道:“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只有流血才会成功。如果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前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这就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了。我决不会离开绍兴……”最后,她引用了一句佛家语,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语意决绝。


  其时,距殉难日仅有三天。


  对于秋瑾,死亡有着太多的意涵,超越了个人。事实上,并非死神在追逮她。她等候死神已久。


  6


  秋瑾被斩首暴尸,处以最古老最野蛮的极刑。为了避免株连,家人早已疏散乡下,得知凶信后随即遁迹深山。戚族亲友,把谋反视同蛇蝎,一律远避。秋家无人收尸,大通学校洗衣妇及其他工友用草席裹殓,由同善堂草葬于府山之麓。


  据说徐自华曾几次要去收埋秋瑾遗体,为同志所劝阻,吴芝瑛亦有营葬之意,于是两人终于因秋瑾而走到一起。


  距秋瑾就义不到四个月,11月10日,徐自华写信约同吴芝瑛联名登报,发起开会,礼葬秋瑾。吴芝瑛不赞成开会登报,以为事先张扬,于事无益。同月22日,报载吴芝瑛为葬秋事将亲赴山阴的消息。徐自华见报后,即刻从浙江石门语溪家中赶往上海会见吴芝瑛,因女儿患白喉病危,中途返回,由徐蕴华代为拜会。吴芝瑛要徐蕴华传话,又连写了两封信,意由二人分任购地与营葬事。徐自华爱女病亡,未能及时到西湖觅地;正在这时,吴芝瑛收到一个托名大悲庵主慧珠的信。


  慧珠信中自述说是梁州人,随父卖艺,行走江湖;后被掳入王侯家,王死后,遁入空门。她远赴杭州天竺寺进香时,顺游西泠,喜爱此地山水,便买下大悲庵。一日有道友从山阴来,述及秋瑾事,于是遍购各种报纸,追踪事件始末。当她得知吴芝瑛将渡钱塘移葬秋瑾,甚感钦佩,因而提议献出庵房葬地,并表示甘愿终身躬奉祭扫。


  吴芝瑛将慧珠来信事致函徐自华,但因怀孕在身,病体缠绵,不能按计划前往山阴为秋瑾营葬。此前,她曾有《哀山阴》二绝句见报,其中一首云:“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徐自华代替吴芝瑛为秋瑾收骨,其时已是深冬,阴云四合,风雪迷漫,可谓悲壮。她写有感事诗四首,前二首云:


  者番病阻渡江迟,欲访遗骸冷不辞。


  肯为女殇灰此志,既言公益敢言私?


  哭女伤心泪未干,首途急急觅君棺。


  一腔热血依然在,纵冒风霜不怕寒。


  徐自华的绍兴之行专为与秋瑾家人及同人商议迁柩安葬事。她同秋瑾长兄秋誉章直往杭州为秋墓购地,选中西湖中心点,居林逋、于谦、岳飞墓遗迹之间。在决定购置前,徐自华曾遍寻大悲庵不见,她将情况告知吴芝瑛。对于墓地选址,吴芝瑛是满意的,而找不到大悲庵的消息,却让她深感失落。据说后来她还同丈夫寻访过慧珠,结果仍然是“芒鞋踏遍孤山路,满眼梅花不见人”。


  墓地选好后,秋誉章将灵柩护送至杭州,秋瑾的安葬活动便正式开始了。


  在政治高压之下为死去的政治犯举行会葬,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促成此举的,全赖二位弱女子的努力。吴芝瑛因病未能出席,但亲笔写下“呜乎山阴女子秋瑾之墓”一行文字,刻为碑石,立于墓前。徐自华亲临会场,照拂一切,事后有诗写道:“白马素车群从盛,知君含笑在重泉。”


  秋瑾追悼会于1908年1月25日在杭州凤林寺举行。数百人闻讯前来祭奠,会上辩论演说,情绪激烈。很明显,集会带有反政府倾向,就连秋瑾墓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反叛的象征。


  会上,诗人陈去病提议成立“秋社”,大家一致同意,并公推徐自华为社长,每年阴历六月六日为秋瑾纪念日。


  是年10月,清廷御史奏请平毁秋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徐自华,指二人“在杭将女匪秋瑾之墓改葬,规制崇隆,几与岳武穆之墓相埒,致浙人有岳王坟,秋女坟之称”,故当毁之,以“遏乱萌而维持风化”。上奏得到批准,秋墓便于12月11日被平毁,棺柩由秋誉章运回绍兴。至于戴罪之人,徐自华“优游海上”,并不以为意;吴芝瑛不顾重病咯血,毅然从德国医院搬回家中,不愿寄身外国医院,以免接受异族保护的诟议。她还传电发函给两江总督端方,表明“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慨言“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声明此间一切责任,“愿一身当之”,惟求“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并“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可谓大义凛然。


  鲁迅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去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秋瑾做到了。鲁迅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然而,吴芝瑛徐自华做到了。


  三个女子,都是民国人物。虽然,秋瑾殁于民国成立前四年,却把一腔热血和精神留给了民国。


  7


  中华民国是在革命者和反革命的共同的欢呼声中建立起来的。


  五色共和,“咸与维新”。一种取消了正义原则的“宽容”,使先前的革命的敌人完全没有了顾忌,他们的罪恶得到湔洗,权欲、嫉恨和野心再度膨胀。革命者开始时还有一点作为,但很快同流合污;所谓“不念旧恶”,实际上是执意忘记过往的黑暗、不幸、流血和死难,放弃曾经为之奋战的一切。秋瑾的同志王金发捉放章介眉是一个例子。王金发发誓为秋瑾复仇,光复后做了都督,逮捕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但不久便把他释放了。新都督为旧势力所包围,正如鲁迅所说,渐渐蜕变为老官僚,终至于动手“刮地皮”了。


  秋瑾在新政权中被尊为“烈士”,其实仅美名而已,身后是寂寞的。重新兴建秋瑾墓,政府并无动议,事情仍然由民间发起。徐自华和秋社的同志向政府提出建议,西湖凤林寺主持僧得知消息,立刻自动捐献了大片土地,作为墓地。徐自华找人设计了陵墓图样,墓顶设铜像,并把埋于地下的由徐自华作,吴芝瑛写,名金石家胡菊龄刻的时人称为“三杰”的墓表翻掘出来,重新安放。同时,买下刘公祠,改建为秋社社址。徐自华又个人出资,加上吴芝瑛的补贴及同志的捐助,在原来安葬秋瑾的墓地上修盖一座风雨亭,以作纪念。


  待秋瑾灵柩运回,工程进行到中途时,北京来了一位新政府要人,对浙江省都督朱瑞指示说,秋瑾是一个革命烈士,决不能与岳王坟并列。于是取消墓顶铜像,墓身改低五尺,“三杰”墓表也废弃不用。这时,朱瑞正好利用机会,在墓碑刻上“浙江都督朱瑞立”字样,藉烈士的英名以传后世。


  秋瑾异母弟秋宗章为纪念烈士殉难二十七周年而作《六六私乘》,表达了对秋瑾所受冷遇的不平。他说,光复之后,不少先烈被铸成铜像,而秋瑾则是一抔黄土,祠宇凄凉。虽然有人建议铸像,但是结果是“公家付诸弗闻,社会亦复淡忘”。


  秋瑾女儿王灿芝也在文字中感慨写道:“今日民国成立,革命成功,论功行赏,死者则铜像巍峨,生者亦高官显赫,惟独先母非特无铜像之设,即一败垣之祠宇,亦经浙省府前主席鲁涤平批准发还刘姓后裔矣。嗟乎!世态炎凉,观此诚外国人之不若矣。良可慨也。”


  亲属关心的是铜像,社会上却有人关注历史书写问题。南社诗人陈去病同情革命,写过《鉴湖女侠秋瑾传》,宣传秋瑾事迹。叶颂清读后,即作文指出文章有失实之处,另有《记秋女士遗事》及《鉴湖女侠墓表》二文,也与当时情事不符。此外,还存在一个书写语言问题。文章指出:“当是时,排满之气,弥漫中国,吾党群以死国为快,而陈去病之秋传论,尚隐约其辞,曰‘屈杀’、‘锋芒未敛’,失先烈意矣。”又说“处清廷积威之下,语多讳忌,或故曲护之未可知也。”他强调抢救历史的急迫性,认为先烈志事得不到如实的记录,是后死者的责任。他所以出面纠正陈文的错漏,是因为,“余从先烈后,得躬与其事,至今回顾同侪,下世者大半,余亦垂垂老矣,若再迁延,遗老尽矣,此余之不能无言也。”


  官方出于愚民的需要,向来掩盖和歪曲历史;文人学者则出于怯懦和惰性,从来不敢正视历史,于是真实从此湮埋,无从记忆。然而,更可怕的是对所经历的时代的人与事,以致对身边的悲剧麻木无感;连为了改变他们的境遇而甘作牺牲的先烈,也得不到他们的敬重和忆念。鲁迅作为秋瑾的同乡和留日同学,多次提到秋瑾,对于她的被诋毁,被冷落,被遗忘,表现出一种孤愤。最有名的就是小说《药》:秋瑾化名夏瑜,她的血被做成了人血馒头。行刑的地方被写作“古□亭口”,有意用方格代替“轩”字,一者讽喻民众的健忘,二者象征历史的含胡或消亡。总之鲁迅的本意,并不像时下的“大师”,在小说中勾出若干行方格,故意隐匿其辞,以激发读者对于男女私事的悬想。


  秋瑾的故事是关于前民国的故事,也是民国后的故事;是革命和革命者的故事,同时也是国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其实包藏着许多政治和历史的玄机——


  鲁迅忽然想到,大约也就因此写下《忽然想到》,其中有一则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原载2014年9月24日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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