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生产厂长的实战经验:质量是干出来的,不是TMD检查出来的!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5-10 14:56:27

质检处统计各单位的回修件数,每月数据据实公布,厂部严格考核。上工序的问题,如果下工序没有及时发现,而在交车时发现,不仅要考核上工序,还要考核下工序。如果质量问题在用户手里被发现,就要“罪加一等”双倍考核。


质检处的职能也进行了调整,只负责机车的最终检查和全厂的质量管理制度、流程的设计和监控,隶属质检处分管各分厂产品检查的质检员的人事关系下到各分厂,其业务由相关分厂负责。一些人反对,一些人好言相劝:“这不是助长分厂作弊之风嘛,自己不应该监督自己!”



这真是一个傻问题。13年前,我在美国GE公司的工厂学习时,也向美国人提过同样傻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工序没有专职的检查员,一个工长整天夹着个文件夹跑来跑去。


我问工长:“你这个工区的质量谁负责?”


工长回答:“我负责呀!


他打开文件夹,让我看一张全厂的质量控制图,图中每个部位、每个环节都标有一个人名。


他说:“这些人对质量负责,你看,这是我的名字。”


接着,我又提出一个更傻的问题:”当进度和质量发生冲突时,你是保质量还是保进度?你会不会为了赶进度而牺牲质量?


这位工长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半天没有出声,之后说:“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把不合格的产品交到用户手里呢?”


他的回答并不令我满意,直到几个月之后我快离开,我才发现,GE公司的员工极具责任心,我提出的问题无异于大学生向老师问了道最简单的算术题。分厂厂长成了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全厂每个职工都要承担相应的质量责任,责任可以无限期追溯,哪怕用户用了10年的产品。 

  


 “产品质量是干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这一理念在株洲厂逐渐生根发芽。几个月后,效果逐渐显现,返工、回修的数量大幅下降,产品的质量渐渐提升。为了巩固成果,并使新的质量理念深入职工内心,全厂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零缺陷”活动。 

   

工厂的内部报纸《电力机车报》全文刊登了我撰写的“开展‘零缺陷’活动,提高产品质量”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阐述了“零缺陷”的概念:“零缺陷”可以理解为趋于零的极限概念,它使企业在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方面有一个持续的追求目标;“零缺陷”在一定时期又是确定的和量化的管理目标,达到目标即实现了“零缺陷”;当前阶段的目标实现后,再定出下一阶段的更高目标,如此动态递进,不断逼近零的极限值。开展“零缺陷”活动的宗旨是,培养职工追求卓越和完美的工作作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差错。


在“零缺陷”生产主题中讲到,“零缺陷”生产体现的5大质量思想是:


“用户至上、竞争优先的市场理念”,

“追求卓越、永无止境的动态理念”;

“不容许错误存在,防患于未然”;

“全员自控”;“全员质量责任制”;

“控制与反馈”。


在“零缺陷”供应主题中讲到,“矩形把关体制”,“统一计划管理”,以及“合格分供方管理制度” 。文章最后讲到,“零缺陷”是我们工厂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这种价值观写在我们企业的旗帜上,流淌在员工(请注意,这以后我就将职工改为员工了,因为我认为这样市场经济的味道浓一点儿)的血液中,最终形成企业与众不同的文化。



一时间,工厂的报纸杂志、车间的上上下下都在讲质量,这是国企宣传的优势。一位女工不小心将一根电线头接线虚接,机车到北京投入运营后出现问题,售后服务人员检查了几天也没找到原因,直到工厂派出专家才找到原因,前后耗时10多天,有关部门算了笔账,这个事故令工厂损失几万元,声誉的损失更无法估计。所幸的是用户没有追究停运的损失,如果追究,赔偿就不止几万块了。这件事经宣传在全厂上下引起很大震动,分厂对该名女工进行了下岗半年重新培训的处罚(注意,不是简单的开除和罚款)。这件事情要是放在过去,大多数人会认为一台机车连错一根线,不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企业99%的事都是小事,管理者大多数时候都在做小事,小事做不好,1%的大事做好了也没用。工厂上上下下都在挖掘身边形形色色的小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几千年来粗放的农耕文化一下子要转为精益的工业文明,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更何况,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帝王鄙视工匠,工匠处于社会最底层。欧洲文化则不然,优秀的工匠可以流芳百世。有些贵族也十分喜好亲手制作手工制品。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曾隐姓埋名到荷兰船厂做工学艺,回国后传授技艺,连自己的长筒马靴也亲手缝制,他还亲自参与设计了圣彼得城堡,让后人叹为观止。 



要去掉中国产品粗制滥造的坏名声(Made in China),还真得从自身做起,要营造一种精益的制造文化,必需引起社会共鸣。,砸掉的不仅仅是几台不合格的产品,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坏习惯。株机厂的坏习惯就是几十年修理蒸汽机车养成的修理习气,马虎、对付、将就、粗犷,这种习气代代相传。要丢掉这些坏习惯不使出一些当年辛亥革命剪辫子的革命精神,还真不行。

       

我就是要造成一种印象,这个新来的厂长专门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抓住不放,让各级管理者感到“小事”抓不好,职位难保。我偶尔会到车间转转,专门找那些大家视而不见的“小问题” 。


在车体分厂,七八位工人们正在挥汗如雨地调整车体侧面的平整度,他们有的敲,有的烤,有的喷水冷却,不到1个小时就调整完一个侧面。分厂厂长和我一起看,我问:“以前都是这样干的吗?”分厂厂长回答:“是的。”我说:“我在德国看过,他们的工艺与我们大同小异,只是比我们精细得多,德国企业在用米尺对着光线垂直、水平多个维度测平整度,而我们用眼睛瞄一瞄就完事了。”多年以后,我的继任者李志轩厂长大抓“三精一认真”的精益制造文化,他说,德国专家认为株机厂的车体质量水平已经超过德国,看来只要认真没有中国做不好的事。 



要让更多的热衷制造、热爱产品的工程师进入各级管理团队。


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遍布全球,美国产品日薄西山,有学者将日美企业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日本企业的董事长有90%是工程师出身,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企业的产品;而美国企业的董事长有90%是会计和律师出身,他们更关注数据和结果。两种态度导致不同的结果,引起美国企业家的反思。在10多年后的一次晚餐聚会上,杜邦公司的董事长兼CEO柯爱伦女士、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大唐电力董事长刘顺达、《英才》杂志社社长宋立新等,每个人都谈了一点儿自己对管理企业最深的感悟。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柯爱伦女士的话:“这些年,杜邦公司新产品层出不穷,企业快速发展,这与我自己长期从事工程师职业不无关系......”      

很快地,一批热爱产品、执着于技术的工程师成为株洲各分厂的厂长,他们是那个时期的株洲厂的中层管理精英。他们关注细节、追求卓越的作风又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基层员工。 

本文摘自(中国轨道车辆南车集团前董事长赵小刚)的著作《与速度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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