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泰坦尼克”幸存者:这是一种多么痛的“幸运”

“大舜号”遇难十七年祭

1999年11月24日，山东烟大轮船轮渡公司大舜号滚装船遭遇风浪翻覆，在被称为“中国泰坦尼克”的沉船事故中，295人遇难。

当时还没有无所不在的微博、微信，得知消息已经是次日下午，我和一位同事立刻赶赴烟台。黄昏已近，当天执飞烟台的航班机票已经所剩无几，还好被我们幸运地抓到了。在登机口，我们遇到了行色匆匆的一行人，后来得知是当时国家经贸委安全生产局的负责人，也正在赶往事故现场。

遇难者家属在海边寻觅，对他们而言，亲情是不朽的锚

飞机落地的时候，从舷窗看到了纷纷扬扬的雪花，烟台的冰冷还没有下飞机就感受到了。

片刻不敢耽误，从机场赶到救捞局码头已经半夜了，正好遇上了“烟救13号”轮船回港检修。我们顺利登上救捞船，顺利到简直不可思议，没有受到任何盘查，狭窄的船舱过道晾着湿漉漉的衣服、鞋袜，一些船员正在清理缆绳。忙乱中的船员为我们讲述了刚发生的情景，“接到命令后，我们直驶出事海域。接近大舜号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当时大舜号的甲板上有明火，但火势不大，能隐约看见船上有人影晃动。风浪太大了。”“烟救13号”的话务员接到了大舜号船舱仍在进水、船体严重倾斜的信号，按照轮船倾覆的时间，这或许就是最后的信号了。

“烟救13号”船政委说，“我们用了三个小时一直试图靠近它，可是风浪太大了，一遍一遍地试着扔绳子，可怎么也够不着，用抛缆枪都不成。我当海员 20年，从没见过渤海湾里那么大的风浪。”

离开了码头，我们赶往烟台各大医院，当时的感觉完全就是和时间赛跑，一心只希望尽快找到幸存者，因为只有幸存者才能还原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烟台市的毓璜顶医院，急诊科的大夫告诉我们，他们那里接到了20位大舜号乘客，遗憾的是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在中医院急诊室，我的采访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18具尸体，男性。

从海港医院参与抢救的大夫那里得到的消息也同样令人绝望，他们在现场救援了整整24个小时，没有见到一位幸存者。

那真是一个冷到骨血里的深夜，我们一边采访一边给报社负责接应的同事口述发稿，在截稿前抢发了一个千字文。

第二天一早，到达海难事发地的时候，现场就好像在那里等着我们。头一天夜里下了雪，海水拍打着残雪，被海浪带上岸的遗物散落在海滩上，橘子苹果红红黄黄的一大片中间，有散落的鞋子、帽子，半瓶茶水因为盖子密封，被囫囵着冲上岸，茶色还很浓。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倾覆的大舜号在视野里起起伏伏，海滩上风浪的声音在我听来好像在哭……我们几乎找不到可以采访的人，搜救人员完全来不及搭理我们，而我们也必须隐蔽着以防被发现。拍了些照片之后，听说曾经有几位救上来的幸存者被安置到医院，我们赶紧转场。

海滩上散落遇难船只的物品和水果

那天中午，我们隐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在烟台港务局和家属们一起等候消息。一个大约是会议室的房间被临时用作接待遇难者家属，准确地说应该是“失联者亲属”，因为对在港务局等待亲人消息的人们来说，最坏的消息还没有最终确认。这是又期盼又害怕的等待，盼的是万一有谁能侥幸获救生还，怕的是遇难消息确认。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房间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时而有人抽泣，时而有人哀嚎，大部分人默默无语。

一个中年大嫂痛不欲生地告诉我：“我家三个人，儿子、媳妇、孙子，三条命呐！”话音未落，就忍不住哭出声来。

间或出现在会议室的还有几位港务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边安抚等消息的家属，一边甄别“无关人员”并劝离。我们在家属中间，有些人知道了我的身份，但他们选择了掩护。可能他们顾不上关注别的事情，不过我更觉得这些无助的人们希望有外力能关注到他们，能帮到他们。

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的脸色铁青着，埋着头一言不语，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问：“您家里亲人有消息了吗？”他长长地唉了一声，“这上边没见着他（她）的名字。”说着，他悄悄塞到我手里两张叠成豆腐块的打印纸。在港务局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他的动作非常隐蔽，我们就像交接情报似的，他往我手里一塞，我接过来迅速夹到本子里。

或许，他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作为一个旁观者，即便我们一再努力去感同身受，和失去亲人的家属比起来，他们所承受的生离死别是那样具体，如果说疼痛是有烈度的，他们的疼是疼在心里的那种。

就这样，我意外地获得了两张打印的表格，一张是车辆配舱表——大舜号滚装船，汽车61辆和304人乘客同船由烟台前往大连；另一张就是获救人员名单，生还者22人，以及他们当时被收住的医院。获救人员名单应该是仓促中凑出来的，从字面上看，有的名字只是音同，比如，我后来见到的唯一女性幸存者董颖，她在名单上的姓名被写成了“冬颖”。但就是这份名单，给我们的采访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在费尽周折后，我们终于在那天下午在姜各庄医院见到了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珍贵的获救人员名单

见到董颖的时候她正在病床上休息，听说有记者来采访，这个面容姣好的姑娘赶紧坐起来。长发，白色的半高领毛衣，她的床头有照料她的医护送来的煮鸡蛋，甚至还有梳子和一面小镜子。

得知自己就是幸存唯一的女性，董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轻轻地“哦”了一声，红了眼眶，低下头去。我注意到她枕头边有两张身份证，一张是她自己的，另一张也是一位姑娘的。

26岁的董颖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在青岛市做服装生意。“我和同伴约着去大连玩，原本买的是24日中午的快船票，因为风大，航班取消了，所以临时改乘大舜号。”

当年董颖在病床上接受采访，十七年过去了你在哪里

讲述刚刚经历的死里逃生，董颖的眼中时不时闪过恐惧的神色。

“船上的警铃第一次拉响大约是下午4点多，我们赶紧跑到甲板上。我是黑龙江人，没坐过轮船，都不知道救生衣怎么穿。两位不认识的大哥看到我俩紧张得不行，就主动过来帮忙，帮我俩系好救生衣，还不停地安慰我们。

“海上风浪特别大，特别冷，在甲板上站了老半天，大约有两三个小时吧，实在冻得受不了，我们只好回到了客舱过道。这时候风浪越来越大，船身摇晃得很厉害，过道里面挤满了人，我看见许多人都晕船了，地上呕吐物随处可见。后来，我也晕船了，旁边一位大姐给了我两片晕船药。

“也不知什么时候，船开始倾斜了，冰冷的海水一下子就灌进舱内，很快，水就到了齐腰深。我所在的舱房里有四个男的，大家急得团团转，他们抄起椅子，抄起梯子，凡是能使上劲的家伙什都用上了，朝着舷窗使劲抡，终于打碎了舷窗，那是我们可能逃生的唯一通道。几个男人用力先把我托起来，从破窗口推了出去，海水一下子就把我卷走了。很快，我看到不远处有一条橡皮救生筏，上面有人朝我伸过手来，但风高浪急，我怎么也没法爬上去，旁边一个也准备登筏的大哥向我游来，他在下面托，筏上的大哥往上拽，终于把我弄上去了。可一个大浪打来，我都没看清楚他的脸，海里大哥就一下子卷走了。

 “风浪太大了，救生筏根本就靠不近前来救援的大船。周围又黑又冷，风浪越来越大，我害怕极了，忍不住大哭起来。筏上的大哥告诉我他姓金，一个劲儿地安慰我，金大哥说他一定会尽全力帮我回到岸上。我们的救生筏随风浪漂啊漂，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岸上的灯光了。没想到又一个大浪打过来，救生筏一下子被打翻，我一直紧紧抓住筏绳不放，但金大哥却被巨浪卷走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觉得脚下踩着地了，我不仅看见了海岸，还看见了岸边有人，我赶紧用尽力气大喊‘救命’。岸上的人跑过来想拉我，但岸边的风浪也很大，一把没拉住，我又被海水带回到海里。过了一会儿，我再次被冲上到岸边，怕被再冲回去，我就想解开缠在身上的缆绳，这时我发现手已经快要冻得不那么听使唤了，腿也已经僵到站不起来，我就拼命向岸上爬，先前拉我的那个人跑过来了，这一回，我抓住了他的手，然后就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文并摄/史玮

编辑/谢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