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太原第二碑 | 陶唐西徙,初都太原
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帝王世纪》
晋阳本唐国。《毛诗》谱曰，尧始都于此，后迁河东平阳。——《后汉书·郡国志》
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宗国都城记》云尧筑也。——《括地志》
五帝时代的“帝”，与“禘”同。禘，原本是指对神的祭祀，因为神无影无形，既久，则禘便演变为“神”。恩格斯曾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这句话的本意是，氏族群体对他们的酋长和大酋长，尊崇非常，往往把他们看做自己的守护神，于是便从对“神”的祭祀中，演绎出“帝”，冠之于氏群首领的名字前，诸如帝颛顼、帝喾、帝尧等，五代帝的尊名便产生了。所谓陶唐氏被称为“帝尧”，乃是说，他是陶唐氏这个部族的宗祖神，同我们今天称他为部族联盟大酋长的意思是一样的。
陶唐氏帝尧，系五帝中的第四位，系黄帝之后，帝喾之子。他的出生之地和早期活动的地望，当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陈锋氏女名叫庆都，放勋是尧的初名，尧还有一个异母兄长叫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是什么意思呢？史有两说：一说，挚立后，身弱而夭；一说其“政微弱”，意思如今之执政能力低，使部族发展出现了问题。《帝王世纪》则说，帝喾崩后：
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
还历史于本原，《帝王世纪》这段记载应译为：做为部落联盟大酋长的帝喾死后，他的大儿子挚承继了大酋长之尊，挚封他的异母弟弟放勋，去做部族联盟中有唐氏部族的酋长，称唐尧。挚做部族联盟大酋长9年，执政能力一般，部族联盟日渐衰微。而唐尧部族却在尧的领导下日益强盛，唐尧才德之名远扬，部族联盟所属的各个部族和酋长，纷纷听命于唐尧。唐尧也帮助哥哥挚分理一些政事。于是，兄挚宾服于弟尧，率领部族联盟的各个部族酋长“禅让”大酋长之位于唐尧。唐尧见众部归心，以为天命所属，遂禅登大酋长之尊位，从此这个部族联盟便以唐尧称名天下，史称陶唐氏。客观地讲，这是早期的唐尧部族联盟，这个庞大联盟当时的生息和繁衍地应在今河北唐县、望都的滹沱河中下游。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帝王世纪》等等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在现今仍使用的地名唐县、望都、唐河、唐山等等，都属今河北保定市。其中，今望都县，古称庆都，乃尧母之名演化；唐县，乃当时挚初封尧为唐侯之地；唐山，古称尧山，今亦俗称尧山。
█ 清徐尧庙尧帝塑像，余文拍摄
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大家徐旭生先生也深以为是，在其代表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周长富先生则通过对龙山文化特点的研究分析，在其《浅谈唐尧氏》中指出：“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
西徙太原
追溯古史，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落联盟，离开故地，不惜翻山涉水，栉风沐雨，西徙太原呢？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由于受到东夷部族的强势挤压，被迫向西迁徙。由太行山东麓的边山与平原衔接地带今河北桑干河中游之南，滹沱河中游之北，唐河两畔，向西翻越太行山进入太原盆地。史学界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尧舜非“禅让”交替，而是虞舜部族日渐强大，逼迫唐尧部族放弃部落联盟大酋长的领导权。唐尧为避其逼迫之锋，遂率部西徙。其二是，唐尧部族所聚居的太行山东麓，河流纵横，乃桑干河、滹沱河东出太行后的中下游。由于这些河流从山西高原带着大量泥沙和沉积物，从高山峻岭中咆哮而出，进入平原后，水流陡缓，大量泥沙沉积，河道汙塞，水流不畅，日积月累，形成河道不断改变的三角洲水患。唐尧为避水患侵扰，便亲率部族，逆河道高迁，西入太行山寻找新的安居乐业之所。
对于唐尧率部西徙的路线，也有数种说法。有沿滹沱河南下，至井陉而西入太行，翻山越岭至太原盆地说，有溯滹沱河逆行西越太行山进入太原盆地说。
但是，不论是被虞舜部逼迫而西徙，还是受水患侵扰而西徙，起因虽有两说，归宿却是一个：唐尧率其部族被迫西徙，离开故土来到太原。至于西徙路线，我们倾向溯滹沱河而上，西入太原说。亦或当时为了生存的尧部族，在寻找新的生路时分为两支，一支沿滹沱河之流南下，一支溯滹沱河逆行西上，或经井陉至太原，或溯流而上入太原，虽殊途且同归，也未可知。总之，他们由当年的生存之地，逐水草而迁徙，由东而西迁徙，来到了新生之地太原盆地。
如果追索真实，求还本原，我们则认为，唐尧最终率部西徙，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水患之侵扰。因为在史载上，唐尧之时，水患威胁触目惊心。《尚书·尧典》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一个“为甚”，道明了水患是压倒一切的。《史记·五帝本纪》载：“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一个“有能使治者？”说明尧为水患所困，极欲解民倒悬的急迫心情。《寰宇通志》云：“尧时上游之水无所洩，壅而四出。”一个“壅而四出”，可见主因是河道汙塞洪水横流所至。如此之载，在关于尧时代的史料上，屡见不鲜。从实地勘测，尧部族前期所居之地，恰处太行山东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北有洋河（桑干河下游），南有滹沱河，西有唐河，河道网布，且均居各河流速急缓转换河段，河泥汙塞，流径改道，正是水患多发地区。再远不说，从明王朝创建时的1368年至1948年的近600年间，河北冀中桑干、滹沱流域，共发生水患387次，可谓“三年两头灾”。新版《河北风物志》便载，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
有鉴于此，唐尧才率其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避水患而求存，沿着东来之滹沱河，溯流西徙，向高处迁移，穿越太行峡谷，进入今山西境。在今盂县一带，又避开水流湍急、水量颇大的滹沱河主流，沿其支流乌河、温川河南行，然后转道汾河支流杨兴河，沿河顺流来到太原盆地的北缘，黄土丰厚的汾河中游河谷。
这绝非向壁之言的主观臆测，而有地下出土的古文化遗物可以见证。前文所引“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周长富《浅谈陶唐氏》）。邹衡先生在其《论先周文化》中也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地下文物的出土，大家的论述与考证，载之于古籍的史料，互为表里，都是力证，都可以说明，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原生地，为避水患而西徙太原的可能性和真实性。
陶唐氏部族西徙太原的时代，乃在台骀宣汾、肇始太原之后百余年至二百余年间，由于史书缺乏记载，详情难窥。但同一时代的文化内涵，相近的出土文物，向后人昭示，陶唐氏西徙太原后，与太原当地的土著，很快地水乳交融为一体，共同创造了太原的龙山文化。
初都太原
远古的唐尧时代，已经有了“城”和“都”，这应该不是妄说。古代的传说中有之，史册的记载中有之，地下之文物出土也证实了这一点。西徙太原的陶唐氏部族，就曾在太原建过一座唐城。《帝王世纪》云：“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天子，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条下有“尧山在南”，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而太原有唐城，唐城是唐尧所建，在史籍和地方府县志中也屡见不鲜。所谓“都”“国”“城”，在古代史上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城犹国”“国亦部落”“都亦城”，原本就是非常接近的概念。
至于唐尧初都太原，千百年来，在太原的大地上一直有着丰富的口碑传承。对于这些口传，当地的志书、碑碣多有记载、镌刻，选其荦荦，备述于此。《史记·五帝本纪》在正义中引《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汉书·地理志》云：“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专门撰述中国古代名城的《都城记》也说：“晋阳城北三里有唐城，尧所筑。”一直到唐宋之际，徐坚的《初学记》、朱熹的《诗集传》还在讲，太原之唐城，是唐尧所筑，古唐城地处太原晋阳城一带。逮明初《永乐大典》中收存的《太原府》。还在其《古迹卷》中云：“古唐城，在太原府。《方志图》曰：‘古唐城，陶唐氏居之，其存者五百步。’”可见，在元代末年，唐尧所建的古唐城，尚有“五百步”的遗存。
太原唐城和尧之初都的口碑和史载，揭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史实，这便是早在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唐尧时代，今太原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文化相当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原始古部落群。这个古部落便是以唐尧为大酋长的陶唐氏部族联盟。他们曾经在太原的汾河两畔繁衍、生息，不仅发展了这里的经济，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且还筑起了抵御外部族侵扰的防御设施——唐城。只是由于历史的悠久，时势的陡变，以及后来又有一座晋阳古城问世其附近，而渐渐堙没了。这是史传，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文字，只能靠口耳相传。这也有记载，属于那种对传说“实录”的“史记”，个中承载着“真实历史的影子”。
关于唐尧初都太原，不仅有上述丰富的口碑和史载，还有许多与陶唐氏相关的历史古地名至今仍在太原的大地上传承着、使用着。古太原府之太原县，今晋源区姚村镇，古名尧村，因尧、姚同音，在传承和使用中，尧通假为姚，又称姚村。古太原府之清源县，今清徐县有尧城村，村有元代至正年间建的尧庙，古朴典雅，迄今近800年，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是村古称“陶唐城”，城垣残段仍存。清徐尧城，在太原影响既久且深远，明代《永乐大典》中的《太原府》和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均载：“陶唐城，相传陶唐氏自涿鹿迁徙于此，俗谓之尧城（姚城），今称姚城村。”须说明的是，清源县始创于隋开皇十六年（596），由晋阳县析出。此前地属古晋阳县。古太原府之文水县，有平陶城，今称平陶村。乾隆《太原府志·古迹》有载：“平陶城，（县城）西南二十五里，唐尧为唐侯时，都此。汉为县，隶太原郡。”依县志说，直至清代中叶，村里尚有尧庙，祭祀尧王未绝。
█ 清徐尧庙，观景赏塔拍摄
这些古村名、古镇名、古殿宇名、古城之名，沿着汾河，依着吕梁，由北而南，鱼贯而下，昭示着陶唐氏部族在太原活动的足迹。千百年来，每当说到太原的民风民俗时，太原的多种府志、县志都有“本唐帝所居，其民有先王遗风，君子深思，小人俭陋”之载，并引转吴季札之言阐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
更令人欣喜的是，来自于2001年中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太原清徐县都沟文化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所出土的古文化遗物，用实物证实了“陶唐氏初都太原”的真实性。
清徐县都沟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并不是21世纪的新发现。早在上个世纪的1953年，，全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考古专家们就发现了“都沟遗址”，并将其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又深入都沟遗址，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对遗址的文化面貌取得了更深的认识，初步认定都沟遗址“为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4月到6月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发掘，初战即收获颇丰。用他们的话说：都沟遗址，“最值得注意的是土鼓类陶器的出现。此类器物在完成后，在器表面画上红色彩画，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陶礼器最初发展有关”。
这件虽残，但“形残神不残”的“土鼓”，以及绘之于残躯上的“红色彩画”，弥补了千百年来关于唐尧初都太原口传和史载的不足，以实物的分量，掷地有声地向世人宣告：“唐尧初都太原”的口耳相传，并非空穴来风，也非后人好事，个中揭示着历史的真实：陶唐氏“初都太原”的史载，并非汉儒传讹，也非子虚向壁，而是真实的历史。
在考古专家们实地发掘，初获战果的《清徐都沟遗址发掘简报》（下简称《简报》）中，有一段对都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文化渊源及流向”的分析和认识。这段认识写在简报之末的“结语”中，我们把它节录出来告诉太原市民：
都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一至三期发展自成体系。……第三期陶器组合较复杂，文化面貌也趋于多样化，这是本期最主要、最特别之处。如细泥陶中高领宽肩壶 TIII ②：2，（与）具有明显东部特征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折肩壶相似；三期陶豆Ⅱ区 GH2:2， 与河北境内壶流河流域有共同特征的泥质敛口豆相似等；基本可以反映出其文化的多样性。至于本地考古学文化流向，由于受到土鼓类陶器的启示，我们自然想到了陶寺遗址。都沟遗址第三期遗存与陶寺早期有许多共性。第一，陶寺早期有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敞口盆、矮把豆、泥质单耳罐、碗、钵、土鼓、偏壶、彩绘龙盘等，未见鼎、刻槽盆、钝尖底器等，晋南庙底沟二期习见的陶器；都沟遗址第三期有筒腹侈沿罐、喇叭口圆肩双錾平底壶、敞口深腹盆、矮把豆、碗、钵、土鼓、斝（？）等，未见偏壶、彩绘龙盘、泥质单耳罐等，出现小罐、单耳杯等新器类。它们之间器类上存在很多共性。第二，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制作精美；都沟遗址中的土鼓较原始，不分型，较单一。它们之间渊源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都沟土鼓应为其重要源头。第三，都沟遗址第三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陶寺早期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陶寺大墓所反映的氏族内部的财产、权力的分化，在都沟遗址第三期还未见到。以上三点可以对都沟遗址族属去向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就是：都沟遗址的族属在陶寺文化早期之前，由于某种原因南迁至临汾盆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这段不足600字的文字，把都沟遗址、陶寺遗址的出土器物，作了一个科学的比较，并向我们提供了三条信息：一是，“都沟遗址第三期遗存与陶寺早期有许多共性”；二是，都沟土鼓与陶寺土鼓“之间渊源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都沟土鼓应为其重要源头”；三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就是：都沟遗址的族属在陶寺文化早期之前，由于某种原因南迁至临汾盆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前面我们仿佛说过，探索和研究历史上的陈迹，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古籍所载，前人备述；二是考古发掘，文物实证。两者不可偏废，当以后者为重。唐尧西徙，初都太原，是改革开放以来，太原学界争论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在此之前的太原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出现争议的。但是，上世纪末的90年代以来，曾经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数次在和我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曾说：“尧一直就在平阳，本无由晋阳南下之说。”“所谓‘尧初都晋阳’的‘太原说’，所谓太原有‘唐’‘北唐’之说，都是汉儒妄断之论，不值一驳。”然而，对于史传和史载，我却深信不疑，认为绝非空穴来风，亦非子虚之事。言“汉儒妄断”“不值一驳”有失之轻率之嫌。但是，各执一说，见仁见智，从来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尤其是近些年来，临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一波一波，新消息一浪一浪，唐尧都平阳之说，被地下出土的文物所实证。“唐尧初都太原”之说，似乎真的成了向壁之言，如今，白燕遗址的发掘，都沟遗址的发掘，地下文物的出土，尤其是土鼓的发现及考古学家们对这些发现所代表的“文化渊源及流向”，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结论，终于使“唐尧初都太原”的史事，得到了既有传说，又有史载，更有实物的相互佐证，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余下的只有顺便的一笔，唐尧从太原南徙临汾，迁都平阳。
“唐伐西夏”
陶唐氏西徙太原、初都太原之后，在太原留下了多处活动的遗迹，这一点太谷的“白燕遗址”、清徐的“都沟遗址”，以及许多以唐为名的古地名都作了很好的注脚。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使陶唐氏部族离开太原，沿着汾河流经的方向，继续南徙，最终落脚于平阳呢？或许《逸周书·史记》中的一段记载，正是他们南徙的真正原因：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此载中的“西夏”和“唐氏”，即通常文献中所见的“夏”“唐”两部族。关于夏的主要聚居地，依据徐旭生先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等文献，可知在今晋南和豫西，而晋南古称的“夏墟”之地，正是夏族人真正的故土。这个“夏墟”就在今临汾盆地。
陶唐氏部族举族南徙，至汾河下游的古平阳，侵入了夏部族的领域，正与记载中“唐氏伐之”相合。最终因为夏族“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被唐族所灭亡。于是，陶唐氏部族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在这里，古史里被称为帝尧的陶唐氏，率领自己的部族联盟，发扬光大，蓬勃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最繁盛时，甚至出现了国家的雏形。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崇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碑前链接：西徙前的陶唐氏
先秦典籍中，关于“五帝”的史料最为鲜见且支离。但是，在奇缺的史料中，却以陶唐氏的资料最为丰富。当然是贫瘠中的丰富。《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上古之书”，是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后来，它被儒家奉之为经典，称之为《书经》。今存《尚书》的版本不止一个，最靠得住的《今文尚书》28篇，第一篇便是《尧典》。《尧典》是专载唐尧治世之史事的篇章，通篇只是记事、记言，没有一处涉及到尧的身世、尧的发迹、陶唐氏部族的地望，及其部族的迁徙。然而，秦汉以来的不少史籍中说“（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号陶唐氏”（《汉书》颜师古注）；“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帝王世纪》均有载）；“尧母庆都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以望都为名”（《太平寰宇记》）；“唐者帝尧旧都，今太原晋阳，是尧始居地，后乃迁河东平阳”（《后汉书·郡国志》《诗谱》）；至于“尧都平阳”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那么，到底唐尧生在什么地方？长在什么地方？主要活动在哪些地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说明什么呢？传承有变异？史载不严肃？记事者不认真？
至于唐尧之年龄，历史上的记载和传闻，则是大同小异，年长岁老“寿在百二十岁”左右。《帝王世纪》说“尧在位九十八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说尧“前后得（执政）一百一年”，《史记》说得详些：“尧立七十年得舜，又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二十八年而崩。”意思是唐尧临帝位70年后，得知舜贤。又过了20年觉得自己衰老了，举荐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察舜的执政能力，用现在的话说叫作“试用期”。过了八年尧去世了，去世前将帝位禅让于舜。史称尧20岁践帝位，总算下来尧的年龄在118岁至120岁。这些记载虽近似众口一词，但却怎么也无法令人信服。试想，在原始氏族时期，生产力那样低下，生存环境那样恶劣，尧竟然能活到120岁的高龄？果真是如此吗？让人如何信以为真？而且，只要在读史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但凡古史上的大多数冠有“帝”的酋长和领袖，从炎黄到尧舜，似乎个个都是长寿老人，一个彭祖便活了800多年，简直匪夷所思。何故于此，是传承中变异？是史载不严肃？还是记事者不认真？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归纳起来，一是尧部族的生息繁衍之地史说多处，究竟确在何方？一是尧的年龄长至120岁，有否可能，准确的依据是什么？这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尧研究”的两个坎。要想迈过坎，就需要清除尘封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积垢。
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古史上的唐尧和陶唐氏部族为了得到生存和发展，一直在不断地迁徙，一直在迁徙中寻找更好、更宜于生存的空间。史传和记载中的历史地名“唐”“尧”“陶”和唐、尧、陶联系在一起的“陶唐”“尧山”“尧城”“唐水”“唐城”，以及由唐、尧、陶通假而生的“姚”“古陶”“平陶”等等，都可能是尧和陶唐氏部族曾经徙居而留下的历史印记。
在研究中人们还发现，陶唐氏部族的迁徙似乎沿着两种形式，一是“子大分家”式的部分迁徙；一是部族首领率领下的大部族迁徙。而不论哪种迁徙，都遵循着一个不变的规矩：无论新徙何地，仍以部族名号名之。每一次迁徙，总有一部分族民无法追随，仍遗居故地，而这些遗族总是沿用和传承着族名族号。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历史现象，凡陶唐氏部族旧有的居地和新辟的聚居点，都在沿用着部族的称号，直到这种名称变异为城名、山名、水名、姓氏名，乃至于国名。这样，在太行山两翼、黄河中下游流域，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尤其在汾河流经的山西省太原、临汾两个盆地，留下了为数不少的陶唐氏部族迁徙的历史地名标识，诸如带有唐、尧、陶，以及与之关联、通假、谐音的历史地名。
至于唐尧长寿，年龄达120岁之载，在研究中，人们也寻找到一种史载的沉淀，凡古代远古时期的部族酋长、部族联盟大酋长，乃由部族、部族联盟，共同推举而产生。推举的对象，往往以体力、智力有优势，又富有凝聚力和威望者来担承。有很多时候，被推举人往往是经过长期历练、对部族有贡献和很大贡献的人。体弱力衰、年老或太年轻者，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便是曾经担任和正在担任的酋长、大酋长，一到年老力衰，也自然而然被新生力量所取代，和平接班的形式便是“禅让”，武力接班的形式便是“逼宫”。这种部族、部族联盟首领间的新陈代谢，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约定俗成的组织原则和逐渐约定俗成的规矩，但是，首领可以更迭，部族联盟的族号则不能换或偏废。最终，部族、部族联盟的称号，便演变成为部族酋长、部族联盟大酋长的名字。这样，不论继位的酋长和大酋长更换了多少，他们的名字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名字代代相承，一直到这个部族或部族联盟的被取代或消亡。这种历史在文字产生前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承传记载中，日久天长，出现了阙略，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或由于化简，或由于失讹，导致了后人把部族龄，当成了酋长龄，于是出现了，凡古史中之部族酋长和部族联盟大酋长，人人都是寿星老，个个都能逾百岁的历史误识。在《史记·五帝本纪》的“集解”中便连续出现了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一岁”，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等等，貌似荒唐，令人迷惑，难以置信的史载。
久远的、繁杂、纷争不已的部族名号、部族首领名、部族聚居地以及部族首领必是长寿老人等疑难问题，一经解决，唐尧西徙太原、初都太原的丰碑，正等待着我们去标树，个中仍需又一番颇费笔墨的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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