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太原第二碑 | 陶唐西徙,初都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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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1-11 0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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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帝王世纪》

晋阳本唐国。《毛诗》谱曰,尧始都于此,后迁河东平阳。——《后汉书·郡国志》

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宗国都城记》云尧筑也。——《括地志》


五帝时代的“帝”,与“禘”同。禘,原本是指对神的祭祀,因为神无影无形,既久,则禘便演变为“神”。恩格斯曾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这句话的本意是,氏族群体对他们的酋长和大酋长,尊崇非常,往往把他们看做自己的守护神,于是便从对“神”的祭祀中,演绎出“帝”,冠之于氏群首领的名字前,诸如帝颛顼、帝喾、帝尧等,五代帝的尊名便产生了。所谓陶唐氏被称为“帝尧”,乃是说,他是陶唐氏这个部族的宗祖神,同我们今天称他为部族联盟大酋长的意思是一样的。

陶唐氏帝尧,系五帝中的第四位,系黄帝之后,帝喾之子。他的出生之地和早期活动的地望,当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陈锋氏女名叫庆都,放勋是尧的初名,尧还有一个异母兄长叫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史记·五帝本纪》)“帝挚立,不善(崩)”,是什么意思呢?史有两说:一说,挚立后,身弱而夭;一说其“政微弱”,意思如今之执政能力低,使部族发展出现了问题。《帝王世纪》则说,帝喾崩后:

挚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挚于高辛。

还历史于本原,《帝王世纪》这段记载应译为:做为部落联盟大酋长的帝喾死后,他的大儿子挚承继了大酋长之尊,挚封他的异母弟弟放勋,去做部族联盟中有唐氏部族的酋长,称唐尧。挚做部族联盟大酋长9年,执政能力一般,部族联盟日渐衰微。而唐尧部族却在尧的领导下日益强盛,唐尧才德之名远扬,部族联盟所属的各个部族和酋长,纷纷听命于唐尧。唐尧也帮助哥哥挚分理一些政事。于是,兄挚宾服于弟尧,率领部族联盟的各个部族酋长“禅让”大酋长之位于唐尧。唐尧见众部归心,以为天命所属,遂禅登大酋长之尊位,从此这个部族联盟便以唐尧称名天下,史称陶唐氏。客观地讲,这是早期的唐尧部族联盟,这个庞大联盟当时的生息和繁衍地应在今河北唐县、望都的滹沱河中下游。对此,《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帝王世纪》等等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在现今仍使用的地名唐县、望都、唐河、唐山等等,都属今河北保定市。其中,今望都县,古称庆都,乃尧母之名演化;唐县,乃当时挚初封尧为唐侯之地;唐山,古称尧山,今亦俗称尧山。


█ 清徐尧庙尧帝塑像,余文拍摄


史学和考古学界的大家徐旭生先生也深以为是,在其代表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陶唐氏旧城应该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周长富先生则通过对龙山文化特点的研究分析,在其《浅谈唐尧氏》中指出:“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


西徙太原


追溯古史,唐尧为什么要率领自己的部落联盟,离开故地,不惜翻山涉水,栉风沐雨,西徙太原呢?有两种说法。其一是,由于受到东夷部族的强势挤压,被迫向西迁徙。由太行山东麓的边山与平原衔接地带今河北桑干河中游之南,滹沱河中游之北,唐河两畔,向西翻越太行山进入太原盆地。史学界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尧舜非“禅让”交替,而是虞舜部族日渐强大,逼迫唐尧部族放弃部落联盟大酋长的领导权。唐尧为避其逼迫之锋,遂率部西徙。其二是,唐尧部族所聚居的太行山东麓,河流纵横,乃桑干河、滹沱河东出太行后的中下游。由于这些河流从山西高原带着大量泥沙和沉积物,从高山峻岭中咆哮而出,进入平原后,水流陡缓,大量泥沙沉积,河道汙塞,水流不畅,日积月累,形成河道不断改变的三角洲水患。唐尧为避水患侵扰,便亲率部族,逆河道高迁,西入太行山寻找新的安居乐业之所。

对于唐尧率部西徙的路线,也有数种说法。有沿滹沱河南下,至井陉而西入太行,翻山越岭至太原盆地说,有溯滹沱河逆行西越太行山进入太原盆地说。

但是,不论是被虞舜部逼迫而西徙,还是受水患侵扰而西徙,起因虽有两说,归宿却是一个:唐尧率其部族被迫西徙,离开故土来到太原。至于西徙路线,我们倾向溯滹沱河而上,西入太原说。亦或当时为了生存的尧部族,在寻找新的生路时分为两支,一支沿滹沱河之流南下,一支溯滹沱河逆行西上,或经井陉至太原,或溯流而上入太原,虽殊途且同归,也未可知。总之,他们由当年的生存之地,逐水草而迁徙,由东而西迁徙,来到了新生之地太原盆地。

如果追索真实,求还本原,我们则认为,唐尧最终率部西徙,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水患之侵扰。因为在史载上,唐尧之时,水患威胁触目惊心。《尚书·尧典》说:“尧之时洪水为患为甚。”一个“为甚”,道明了水患是压倒一切的。《史记·五帝本纪》载:“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一个“有能使治者?”说明尧为水患所困,极欲解民倒悬的急迫心情。《寰宇通志》云:“尧时上游之水无所洩,壅而四出。”一个“壅而四出”,可见主因是河道汙塞洪水横流所至。如此之载,在关于尧时代的史料上,屡见不鲜。从实地勘测,尧部族前期所居之地,恰处太行山东坡与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北有洋河(桑干河下游),南有滹沱河,西有唐河,河道网布,且均居各河流速急缓转换河段,河泥汙塞,流径改道,正是水患多发地区。再远不说,从明王朝创建时的1368年至1948年的近600年间,河北冀中桑干、滹沱流域,共发生水患387次,可谓“三年两头灾”。新版《河北风物志》便载,桑干河水系、滹沱河水系,“水流急湍,上宽下窄,上游水流携带大量泥沙,河床填塞,尾闾不畅,极易成灾。”

有鉴于此,唐尧才率其部族,离开久居的故地,由太行山东部的平缓地带,避水患而求存,沿着东来之滹沱河,溯流西徙,向高处迁移,穿越太行峡谷,进入今山西境。在今盂县一带,又避开水流湍急、水量颇大的滹沱河主流,沿其支流乌河、温川河南行,然后转道汾河支流杨兴河,沿河顺流来到太原盆地的北缘,黄土丰厚的汾河中游河谷。

这绝非向壁之言的主观臆测,而有地下出土的古文化遗物可以见证。前文所引“从年代和分布范围来讲,河北龙山文化相当于唐尧氏古族”(周长富《浅谈陶唐氏》)。邹衡先生在其《论先周文化》中也指出:“太原地区古文化多半是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和光社文化,其出土的大批陶器,均似龙山文化的涧沟型者。”地下文物的出土,大家的论述与考证,载之于古籍的史料,互为表里,都是力证,都可以说明,唐尧部族由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原生地,为避水患而西徙太原的可能性和真实性。

陶唐氏部族西徙太原的时代,乃在台骀宣汾、肇始太原之后百余年至二百余年间,由于史书缺乏记载,详情难窥。但同一时代的文化内涵,相近的出土文物,向后人昭示,陶唐氏西徙太原后,与太原当地的土著,很快地水乳交融为一体,共同创造了太原的龙山文化。


初都太原


远古的唐尧时代,已经有了“城”和“都”,这应该不是妄说。古代的传说中有之,史册的记载中有之,地下之文物出土也证实了这一点。西徙太原的陶唐氏部族,就曾在太原建过一座唐城。《帝王世纪》云:“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天子,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条下有“尧山在南”,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而太原有唐城,唐城是唐尧所建,在史籍和地方府县志中也屡见不鲜。所谓“都”“国”“城”,在古代史上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城犹国”“国亦部落”“都亦城”,原本就是非常接近的概念。

至于唐尧初都太原,千百年来,在太原的大地上一直有着丰富的口碑传承。对于这些口传,当地的志书、碑碣多有记载、镌刻,选其荦荦,备述于此。《史记·五帝本纪》在正义中引《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汉书·地理志》云:“晋阳本唐国,尧始都于此。”专门撰述中国古代名城的《都城记》也说:“晋阳城北三里有唐城,尧所筑。”一直到唐宋之际,徐坚的《初学记》、朱熹的《诗集传》还在讲,太原之唐城,是唐尧所筑,古唐城地处太原晋阳城一带。逮明初《永乐大典》中收存的《太原府》。还在其《古迹卷》中云:“古唐城,在太原府。《方志图》曰:‘古唐城,陶唐氏居之,其存者五百步。’”可见,在元代末年,唐尧所建的古唐城,尚有“五百步”的遗存。

太原唐城和尧之初都的口碑和史载,揭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史实,这便是早在距今大约4500年前的唐尧时代,今太原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文化相当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原始古部落群。这个古部落便是以唐尧为大酋长的陶唐氏部族联盟。他们曾经在太原的汾河两畔繁衍、生息,不仅发展了这里的经济,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而且还筑起了抵御外部族侵扰的防御设施——唐城。只是由于历史的悠久,时势的陡变,以及后来又有一座晋阳古城问世其附近,而渐渐堙没了。这是史传,因为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文字,只能靠口耳相传。这也有记载,属于那种对传说“实录”的“史记”,个中承载着“真实历史的影子”。

关于唐尧初都太原,不仅有上述丰富的口碑和史载,还有许多与陶唐氏相关的历史古地名至今仍在太原的大地上传承着、使用着。古太原府之太原县,今晋源区姚村镇,古名尧村,因尧、姚同音,在传承和使用中,尧通假为姚,又称姚村。古太原府之清源县,今清徐县有尧城村,村有元代至正年间建的尧庙,古朴典雅,迄今近800年,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是村古称“陶唐城”,城垣残段仍存。清徐尧城,在太原影响既久且深远,明代《永乐大典》中的《太原府》和历史地理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均载:“陶唐城,相传陶唐氏自涿鹿迁徙于此,俗谓之尧城(姚城),今称姚城村。”须说明的是,清源县始创于隋开皇十六年(596),由晋阳县析出。此前地属古晋阳县。古太原府之文水县,有平陶城,今称平陶村。乾隆《太原府志·古迹》有载:“平陶城,(县城)西南二十五里,唐尧为唐侯时,都此。汉为县,隶太原郡。”依县志说,直至清代中叶,村里尚有尧庙,祭祀尧王未绝。


█ 清徐尧庙,观景赏塔拍摄


这些古村名、古镇名、古殿宇名、古城之名,沿着汾河,依着吕梁,由北而南,鱼贯而下,昭示着陶唐氏部族在太原活动的足迹。千百年来,每当说到太原的民风民俗时,太原的多种府志、县志都有“本唐帝所居,其民有先王遗风,君子深思,小人俭陋”之载,并引转吴季札之言阐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

更令人欣喜的是,来自于2001年中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太原清徐县都沟文化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所出土的古文化遗物,用实物证实了“陶唐氏初都太原”的真实性。

清徐县都沟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并不是21世纪的新发现。早在上个世纪的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全省第一次文物普查中,考古专家们就发现了“都沟遗址”,并将其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又深入都沟遗址,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对遗址的文化面貌取得了更深的认识,初步认定都沟遗址“为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4月到6月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发掘,初战即收获颇丰。用他们的话说:都沟遗址,“最值得注意的是土鼓类陶器的出现。此类器物在完成后,在器表面画上红色彩画,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陶礼器最初发展有关”。

这件虽残,但“形残神不残”的“土鼓”,以及绘之于残躯上的“红色彩画”,弥补了千百年来关于唐尧初都太原口传和史载的不足,以实物的分量,掷地有声地向世人宣告:“唐尧初都太原”的口耳相传,并非空穴来风,也非后人好事,个中揭示着历史的真实:陶唐氏“初都太原”的史载,并非汉儒传讹,也非子虚向壁,而是真实的历史。

在考古专家们实地发掘,初获战果的《清徐都沟遗址发掘简报》(下简称《简报》)中,有一段对都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文化渊源及流向”的分析和认识。这段认识写在简报之末的“结语”中,我们把它节录出来告诉太原市民:

都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一至三期发展自成体系。……第三期陶器组合较复杂,文化面貌也趋于多样化,这是本期最主要、最特别之处。如细泥陶中高领宽肩壶 TIII ②:2,(与)具有明显东部特征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折肩壶相似;三期陶豆Ⅱ区 GH2:2 与河北境内壶流河流域有共同特征的泥质敛口豆相似等;基本可以反映出其文化的多样性。至于本地考古学文化流向,由于受到土鼓类陶器的启示,我们自然想到了陶寺遗址。都沟遗址第三期遗存与陶寺早期有许多共性。第一,陶寺早期有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敞口盆、矮把豆、泥质单耳罐、碗、钵、土鼓、偏壶、彩绘龙盘等,未见鼎、刻槽盆、钝尖底器等,晋南庙底沟二期习见的陶器;都沟遗址第三期有筒腹侈沿罐、喇叭口圆肩双錾平底壶、敞口深腹盆、矮把豆、碗、钵、土鼓、斝(?)等,未见偏壶、彩绘龙盘、泥质单耳罐等,出现小罐、单耳杯等新器类。它们之间器类上存在很多共性。第二,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制作精美;都沟遗址中的土鼓较原始,不分型,较单一。它们之间渊源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都沟土鼓应为其重要源头。第三,都沟遗址第三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陶寺早期是无法比拟的,尤其是陶寺大墓所反映的氏族内部的财产、权力的分化,在都沟遗址第三期还未见到。以上三点可以对都沟遗址族属去向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就是:都沟遗址的族属在陶寺文化早期之前,由于某种原因南迁至临汾盆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这段不足600字的文字,把都沟遗址、陶寺遗址的出土器物,作了一个科学的比较,并向我们提供了三条信息:一是,“都沟遗址第三期遗存与陶寺早期有许多共性”;二是,都沟土鼓与陶寺土鼓“之间渊源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都沟土鼓应为其重要源头”;三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判断就是:都沟遗址的族属在陶寺文化早期之前,由于某种原因南迁至临汾盆地,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前面我们仿佛说过,探索和研究历史上的陈迹,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古籍所载,前人备述;二是考古发掘,文物实证。两者不可偏废,当以后者为重。唐尧西徙,初都太原,是改革开放以来,太原学界争论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在此之前的太原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出现争议的。但是,上世纪末的90年代以来,曾经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数次在和我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曾说:“尧一直就在平阳,本无由晋阳南下之说。”“所谓‘尧初都晋阳’的‘太原说’,所谓太原有‘唐’‘北唐’之说,都是汉儒妄断之论,不值一驳。”然而,对于史传和史载,我却深信不疑,认为绝非空穴来风,亦非子虚之事。言“汉儒妄断”“不值一驳”有失之轻率之嫌。但是,各执一说,见仁见智,从来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尤其是近些年来,临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一波一波,新消息一浪一浪,唐尧都平阳之说,被地下出土的文物所实证。“唐尧初都太原”之说,似乎真的成了向壁之言,如今,白燕遗址的发掘,都沟遗址的发掘,地下文物的出土,尤其是土鼓的发现及考古学家们对这些发现所代表的“文化渊源及流向”,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结论,终于使“唐尧初都太原”的史事,得到了既有传说,又有史载,更有实物的相互佐证,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余下的只有顺便的一笔,唐尧从太原南徙临汾,迁都平阳。


“唐伐西夏”


陶唐氏西徙太原、初都太原之后,在太原留下了多处活动的遗迹,这一点太谷的“白燕遗址”、清徐的“都沟遗址”,以及许多以唐为名的古地名都作了很好的注脚。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又使陶唐氏部族离开太原,沿着汾河流经的方向,继续南徙,最终落脚于平阳呢?或许《逸周书·史记》中的一段记载,正是他们南徙的真正原因: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此载中的“西夏”和“唐氏”,即通常文献中所见的“夏”“唐”两部族。关于夏的主要聚居地,依据徐旭生先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等文献,可知在今晋南和豫西,而晋南古称的“夏墟”之地,正是夏族人真正的故土。这个“夏墟”就在今临汾盆地。

陶唐氏部族举族南徙,至汾河下游的古平阳,侵入了夏部族的领域,正与记载中“唐氏伐之”相合。最终因为夏族“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被唐族所灭亡。于是,陶唐氏部族成为这片土地的新主人。在这里,古史里被称为帝尧的陶唐氏,率领自己的部族联盟,发扬光大,蓬勃发展,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最繁盛时,甚至出现了国家的雏形。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崇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尚书`尧典》

 

碑前链接:西徙前的陶唐氏


先秦典籍中,关于“五帝”的史料最为鲜见且支离。但是,在奇缺的史料中,却以陶唐氏的资料最为丰富。当然是贫瘠中的丰富。《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上古之书”,是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后来,它被儒家奉之为经典,称之为《书经》。今存《尚书》的版本不止一个,最靠得住的《今文尚书》28篇,第一篇便是《尧典》。《尧典》是专载唐尧治世之史事的篇章,通篇只是记事、记言,没有一处涉及到尧的身世、尧的发迹、陶唐氏部族的地望,及其部族的迁徙。然而,秦汉以来的不少史籍中说“(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号陶唐氏”(《汉书》颜师古注);“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望都”(《水经注》《帝王世纪》均有载);“尧母庆都在南,登尧山见都山,故以望都为名”(《太平寰宇记》);“唐者帝尧旧都,今太原晋阳,是尧始居地,后乃迁河东平阳”(《后汉书·郡国志》《诗谱》);至于“尧都平阳”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那么,到底唐尧生在什么地方?长在什么地方?主要活动在哪些地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说明什么呢?传承有变异?史载不严肃?记事者不认真?

至于唐尧之年龄,历史上的记载和传闻,则是大同小异,年长岁老“寿在百二十岁”左右。《帝王世纪》说“尧在位九十八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说尧“前后得(执政)一百一年”,《史记》说得详些:“尧立七十年得舜,又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二十八年而崩。”意思是唐尧临帝位70年后,得知舜贤。又过了20年觉得自己衰老了,举荐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察舜的执政能力,用现在的话说叫作“试用期”。过了八年尧去世了,去世前将帝位禅让于舜。史称尧20岁践帝位,总算下来尧的年龄在118岁至120岁。这些记载虽近似众口一词,但却怎么也无法令人信服。试想,在原始氏族时期,生产力那样低下,生存环境那样恶劣,尧竟然能活到120岁的高龄?果真是如此吗?让人如何信以为真?而且,只要在读史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但凡古史上的大多数冠有“帝”的酋长和领袖,从炎黄到尧舜,似乎个个都是长寿老人,一个彭祖便活了800多年,简直匪夷所思。何故于此,是传承中变异?是史载不严肃?还是记事者不认真?

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归纳起来,一是尧部族的生息繁衍之地史说多处,究竟确在何方?一是尧的年龄长至120岁,有否可能,准确的依据是什么?这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尧研究”的两个坎。要想迈过坎,就需要清除尘封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积垢。

在研究中人们发现,古史上的唐尧和陶唐氏部族为了得到生存和发展,一直在不断地迁徙,一直在迁徙中寻找更好、更宜于生存的空间。史传和记载中的历史地名“唐”“尧”“陶”和唐、尧、陶联系在一起的“陶唐”“尧山”“尧城”“唐水”“唐城”,以及由唐、尧、陶通假而生的“姚”“古陶”“平陶”等等,都可能是尧和陶唐氏部族曾经徙居而留下的历史印记。

在研究中人们还发现,陶唐氏部族的迁徙似乎沿着两种形式,一是“子大分家”式的部分迁徙;一是部族首领率领下的大部族迁徙。而不论哪种迁徙,都遵循着一个不变的规矩:无论新徙何地,仍以部族名号名之。每一次迁徙,总有一部分族民无法追随,仍遗居故地,而这些遗族总是沿用和传承着族名族号。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历史现象,凡陶唐氏部族旧有的居地和新辟的聚居点,都在沿用着部族的称号,直到这种名称变异为城名、山名、水名、姓氏名,乃至于国名。这样,在太行山两翼、黄河中下游流域,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尤其在汾河流经的山西省太原、临汾两个盆地,留下了为数不少的陶唐氏部族迁徙的历史地名标识,诸如带有唐、尧、陶,以及与之关联、通假、谐音的历史地名。

至于唐尧长寿,年龄达120岁之载,在研究中,人们也寻找到一种史载的沉淀,凡古代远古时期的部族酋长、部族联盟大酋长,乃由部族、部族联盟,共同推举而产生。推举的对象,往往以体力、智力有优势,又富有凝聚力和威望者来担承。有很多时候,被推举人往往是经过长期历练、对部族有贡献和很大贡献的人。体弱力衰、年老或太年轻者,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即便是曾经担任和正在担任的酋长、大酋长,一到年老力衰,也自然而然被新生力量所取代,和平接班的形式便是“禅让”,武力接班的形式便是“逼宫”。这种部族、部族联盟首领间的新陈代谢,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约定俗成的组织原则和逐渐约定俗成的规矩,但是,首领可以更迭,部族联盟的族号则不能换或偏废。最终,部族、部族联盟的称号,便演变成为部族酋长、部族联盟大酋长的名字。这样,不论继位的酋长和大酋长更换了多少,他们的名字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名字代代相承,一直到这个部族或部族联盟的被取代或消亡。这种历史在文字产生前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中,在一次又一次的承传记载中,日久天长,出现了阙略,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或由于化简,或由于失讹,导致了后人把部族龄,当成了酋长龄,于是出现了,凡古史中之部族酋长和部族联盟大酋长,人人都是寿星老,个个都能逾百岁的历史误识。在《史记·五帝本纪》的“集解”中便连续出现了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一岁”,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等等,貌似荒唐,令人迷惑,难以置信的史载。

久远的、繁杂、纷争不已的部族名号、部族首领名、部族聚居地以及部族首领必是长寿老人等疑难问题,一经解决,唐尧西徙太原、初都太原的丰碑,正等待着我们去标树,个中仍需又一番颇费笔墨的解述。


本文转载自《太原日报》,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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