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消逝的钟声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王剑冰：周庄的雪

1

雪覆盖了周庄。

雪落下的时候，周庄还在梦里，雪不想惊动周庄，在晚间完成了这次行动。

雪同周庄一样，不是太爱张扬，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

其实，从北方来的雪，并不是太适应南方的环境，它是被风领来的。

初开始在阔大的湖面上跑，跑了半天也没跑出个结果，寻到周庄算是找到了感觉，就直接地进入了周庄的梦境。

雪生来就好象是干着一种覆盖的事情，只有覆盖才能说明自身的意义。雪在南方的湖中很难找到这种意义，就像人，最终还是要在水中上岸，在一个一个的庄子里生根开花。

北方来的雪，对周庄表示出了少见的亲近。

初开始它们不知道如何进行第一步，顺着水进来的都没有成功。顺着桥进来的，一部分留在了桥上。最有成效的是顺着瓦进来的，一大片一大片相连的瓦给雪带来了便利，时候不大它们就从天空召唤来更多的伙伴，将这些瓦覆盖了。

周庄立时就改变了形象。

而后，雪又深入到了桥头巷尾、小路的拐角、船篷乃至船舱，雪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雪中的周庄，如暗恋的情人，掩不住招人的妩媚。披一身玉色的斗篷，斜斜地枕在晨阳里，将古朴与静逸半明半暗地写意出来……

周庄醒来时才发现了这种魔景，雪的水乡另有了一副独特的着装。

2

孩子们跑出来。

跑得最快的摔出了好远，跑得最慢的也趴在了雪地上，笑声由此而起。

老婆婆不敢出来走，扶着门框笑。

狗从身边钻出，雪地上起了一簇簇梅花瓣。

一只顶着雪帽子的船划动了，主人并没有拂去那雪，任由白色的小船撑过白色的小桥，轻轻地划出白色的村庄。

更多的门咿呀咿呀地响起来，即使是平时不常走出屋子的人们也要看看这雪。

全福寺的大钟猛然间响起，金色的声音将树上的雪一层层震散了，扑扑簌簌落了一层的水面，而后迅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雪赋予周庄吉祥，屋檐下的红灯笼显得格外的红。

雪虽然覆盖了周庄，却没有覆盖住这里那里冉冉飘升的万三蹄膀的芳香，没有覆盖住阿婆茶楼里吴侬软语中夹杂的阵阵笑声。

游人在这种氛围里走进来，来看银装素裹的周庄，来和周庄同赏这北方来的雪。

周庄真是诱人。在自己踩在青石板上空灵的足音中，会听到自己的心像小鹿跳。

说一声，春节就要到了。

范春歌∶儿行千里

在俄罗斯的一座乡村，失去丈夫的农妇与儿子相依为命，靠着勤劳的双手，日子虽然不富足但幸福安宁。有一次，回乡度假的庄园主的女儿所乘的马车受惊，农妇的儿子救了她一命，并且在四目相对的那一刻，爱上了美丽的贵族少女。备受单相思煎熬的他，为了争取和少女接近的机会，做出了离家到庄园主家当花匠的决定。

启程的那天，雨丝纷飞。孤独的母亲坐在滴雨的屋檐下目送儿子欢天喜地朝远方的庄园走去，她默默地注视着儿子执著的背影祈祷着：“孩子，你仿佛被一根施了魔法的绳子牵着往前走，我只希望你回头看一眼母亲，哪怕一眼呢……”

年轻的农夫欢快地走着，他吹着欢快的口哨，始终没有回头。

为了赢得庄园主女儿的爱情，年轻人视苦役为欢乐。秋收的一天，他自告奋勇爬上高高的草垛，卖力地干活，因为他心爱的少女正在楼上的阳台注视这里。高傲的少女或许也被这劳动的场面所感染，顽皮地向草垛上的人们伸出了手臂，年轻人踮起脚尖为了握一握少女的纤手，不幸从高高的草垛上跌落摔死。

母亲闻讯赶来了。与儿子分别已久，万万没有想到会以这种结局重逢。当儿子在村人的嬉笑中下葬的时候，她紧紧地搂住冰冷的儿子，没有一丝抱怨，两行热泪从这位一生倔强从不落泪的农妇的脸庞上滑落。她说：“我的孩子！”

从小到大看电影无数，许多影片别说情节，就连名字也记不大清楚了，但少年时看过的这部反映俄罗斯生活的片子至今记忆犹新。

我恰恰是影片中那样一个孩子，疯狂地爱上了去远方的大路。多少年行色匆匆地穿行于中国的地图，拎起行囊道一声“我去西藏了！”“我去黑龙江了！”头也不回便出了一门，一心直奔目的地。

直到有一天，我离开院子走了很远，忽然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下头的时候，发现年迈的姥姥、两鬓染霜的父母仍然伫立在阳台上，望着我。

我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家人都是这样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背影，只是因为我从不回头，所以从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即便我度完周末离家去江对岸的报社上班的时候，他们同样在阳台上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回头的那一天，第一次向他们扬起了手。我永远记得家人的笑容。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站在阳台上的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如今只剩下母亲，以她不变的柔情站在那里。

我第一次骑单车穿越中国的途中，母亲还不时将一封封家书提前寄到我将到达的地方，好让我每次到达一个陌生的城镇，都会收到家人的问候，它温暖了我一程又一程。每次风尘仆仆地归来时，我的背囊里总塞有一摞沉甸甸的家书。

1998年我得到去南极中国长城站采访的机会，出发的时候，身为画家一生拿惯了油画笔的母亲为我赶织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子。当时考察队发的靴子没有女性的尺码，是母亲织的那双厚毛袜才使我的一双脚在男式靴里没有打晃晃。在南极大陆的暴风雪中跋涉的时候，冰雪毫不留情地灌进了靴子结成冰砣，也多亏母亲给我的羊毛袜让我的双脚抵御了南极的冰寒。

四年前我受报社的派遣到海外追访郑和下西洋遗踪，连续三年在印度洋沿线的亚非国家奔波。每次出发的时候，母亲都要帮助我准备行囊。她既担心携带的物品多累坏了我，又担心哪一样物品没带上，路上会诸多不便。于是，放进行囊中的每件物品都要掂量再三。将迈入七旬的老人了，她甚至还吃力地将沉甸甸的行囊试着背到瘦弱的肩上，体验我将承受的分量。

儿行千里母担忧。行者在路上，亲人最担扰的莫过于他的安全。深明这一点，在路上报喜不报忧成为我最珍视的经验。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之后，也门很快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而它也恰好在我“重走郑和路”的路上。抵达也门首都萨那，我在深夜被爆竹般的响声惊醒，爬到窗口一看，才知道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平生头一回离枪声如此之近，只身住在一座小旅馆的我，产生从未有过的恐惧与紧张。不久，当地又发生人质被绑架事件，新闻很快传遍了世界，自然也会传到母亲身边。这些事件是我瞒不住的，除非我能垄断世界媒体的信息源。

尾随在全副武装的军警身后，我穿过举刀持枪的队伍到邮电局给母亲报平安。拿起电话筒之前，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平静，不能让母亲听出丁点慌乱，让万里之外的她倍添不安。但是，当我听到从大海的那一端传来的母亲的声音，无法忍住哽咽。

有时，再坚强的儿女在母亲面前也无法扮演坚强。因为，她是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啊！母亲在电话那端没有落泪，她以超乎寻常的镇定提示我如何注意安全如何寻求中国大使馆的支持。

有时，再脆弱的母亲在儿女面前也要守住坚强。因为，她是世上最疼你的那个人。

我想起了徒步穿越中国的途中倒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他倒下的那年，社会对他的赞颂对他的宣传达到沸点。那年我恰好在上海，他的家乡。经人指点我找到了他的家，上海一条弄堂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屋子虽小，但因为只有他父亲一人在而显得空空荡荡。老人低着花白的脑袋正在凝视儿子背着行囊的照片，此刻市内举办的余纯顺徒步中国事迹展览正观者爆满。当时正午已过，听说老人还没有吃午饭，我走进厨房发现只有一把青菜，帮老人煮了一碗清汤面，老人端着碗仍吃不下，他睁着昏花的双眼望着我说：“人们夸倒下的是个英雄，对我这个父亲来讲，死去的是一个儿子啊！”

我永远记住了那句话，正如我难忘阳台上亲人注视我远去的背影一样。

有一年的夏天，我遇到一位长年穿行在中国大地的背包族，和我一样被人们称为所谓的“行者”，他拿出一个旅途留言簿希望我在上面写几句话，我说就不用写了吧，有件事你记住就行——在路上常给母亲打一个平安的电话。

范春歌，《武汉晚报》高级记者，曾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在中国传媒界以独身远行采访著称。

陕西李娟：寻常

有人问画家黄永玉，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他只回答了两个字：寻常。

说得多好。

烟花三月，我坐在书房读书，窗外的鸟儿在桃花丛中谈天。累了，倚着窗子向外张望，就看见小区的围墙外那户农家。春日的午后，老婆婆抱着一个小婴孩，哼着小曲，哄他睡觉。院中的水池边，年轻的女子在浣洗衣物。墙角的几枝桃花开得灿烂，树下落了一地嫣红的花瓣。我看着她们，仿佛回到童年的故园。陌上桃花开遍，听燕儿一家在屋檐下呢喃，这就是寻常人家，寻常的幸福，那么静美、温馨。

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其中写家乡的集市，“若是逢集，则有一些卖茄子，辣椒，疙瘩白的菜担子，一些用绳络网在筐里的小猪秧子，我们就怀着很大的兴趣，看凤穿牡丹被面，看铁锅看茄子，看辣椒，看猪秧子，心底无事，只那样一路看去便是境界。”是啊，一路看过去，看市井人生，看世间百态，便是境界，透着寻常人世的喜悦和安然。

年纪渐长，喜欢去的地方也是早市。有时，会遇见一群羊，被头羊领着走，羊儿咩咩叫着，粉红色柔软的嘴唇刚吻过青草，它们仿佛自丰子恺的画笔下走来，眼神纯净而忧伤。喜欢看卖菜的小车上摆着白玉似的豆腐，担子里水灵灵的青菜，红艳艳的辣椒，紫色的茄子，青萝卜，路边的水池里养着一群活蹦乱跳的鲤鱼，生动鲜活，透着寻常日子的脉脉温情。汉江畔的小城里一家早点摊卖“蒸面”，每天清晨，小店门前的人排起了长龙。老板是位中年的女子，手腕戴着手指粗的金镯，手里端着小盆收钱，大声叫着：一大一小，大碗不要辣椒，小碗不要大蒜——招呼往来的客人，挥洒自如，有条不紊，犹如一位将军。门前十几人排队，她收钱找零不慌不忙，从未见她出错。人声鼎沸，食客们吃得热火朝天，俗世的烟火气都在小店里。

原来，寻常日子就是一粥一饭，鲜活饱满，生生不息。

在超市里，她遇见少年时心仪的那位男同学。记得那个十几岁的翩翩美少年，骑着单车飞驰而过，洁白的衣衫，蓝色的牛仔裤，星星一样明亮的眼眸，吸引了多少女孩的目光。她远远望着他，如今，他的头发稀疏，有了小肚腩，无可奈何花落去，樱花一样的青春，永远去了。与他在超市的自动扶梯上交错而过，他手里提着一把小葱，她低下头，假装没有看见他。在生活面前，错过，失去，离别都是寻常。曾经的花样年华，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小段人生。那些难忘的少年情怀，在生活的大宴面前，原来只是这一把小葱。这就是寻常的人生。

读陈丹青整理的木心先生《文学回忆录》，木心讲《红楼梦》中的诗词，这样说：“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多好。”从没有人这样评价《红楼梦》中的诗词，却是如此妥贴、自然，让人折服。简洁不芜，水气泱泱，更有万千气象。

他还讲过，大仲马是个老板，他和兰姆是好朋友，一起喝茶聊天，散步、打电话。他说：“人生和艺术，要捏得陇，要分得开。能捏拢，分开，人生、艺术，两者都成熟了。”原来大作家也有寻常的人生。他还说：“卡夫卡苦命、肺痨、爱焚稿，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西蒙种葡萄养写作，昔年陶潜要是不种菊花改种葡萄多好。”在木心笔下，信手拈来，文风流利，至情至性，令人莞尔。他出入古今，洒脱自如，文学巨匠在他眼中也是寻常人，大师仿佛皆是他的芳邻，一出门就会遇见他们，见他们提篮买菜，过柴米油盐的日子，他们的爱恨悲欢如俗世中任何一个凡人。

好文字正是这样，拿得起，也放得下。举重若轻，从容淡泊，耐人寻味。

木心从不仰望大师，不学院派，不说教，不迟疑，三言两语，自由舒展，却如万马奔腾。他平视那些文学巨匠，平视一切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平视大家，谈他们的寻常人生。

有记者采访作家史铁生，问他，您的专业是写作吧？他笑了笑，回答说：“我的专业是生病，业余爱好是写作。”听着他的话，内心无比的酸楚。

他去世后，将身体的器官肝脏、脊髓、大脑都捐献了，毫不吝啬传递给了另一些陌生的生命。他二十一岁就瘫痪了，而后又患了严重的肾病，每周数次去医院做血液透析，直到生命的终结。距离他六十岁生日只有四天，那个在地坛里玩耍的孩子，走了。那个几十年坐在轮椅上的哲学家，站起身走了。他来世上一趟，告诉人们，这就是他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人生。这样的人能将冰雪融化，让尘世温暖。

寒冷的夜晚，从医院回来，因为父亲正在住院。夜里，疲惫的我坐在电脑前看书稿，怀里抱着暖水袋取暖。看得久了，眼睛干涩难忍。于是，在心里暗暗问自己，这般辛苦到底为了什么？原来，我只是为了让父亲早一天看见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出版，趁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两代人生命的衔接处，光阴只是窄窄的台阶啊。深夜，落雪了，站在窗前看雪花飞舞，仿佛看见父亲一个人在风雪中艰难跋涉，举步维艰，我眼睁睁看着，看着他衰老、病弱，却无能为力，唯有心疼不已。想着病中的父亲，我再不能行走自如的父亲，再不能像从前一样谈笑风生的父亲，眼泪忍不住落下来。翻书，读到卡莱尔的一句话：“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仿佛那句话是为我写的，这就是我那段寻常的人生。

在江南水乡的小镇西塘闲逛。晨曦里，一家小店铺前，一对老人在卖馄饨。白发的婆婆坐在木桌前包馄饨，馄饨如一只只小白鸽乖巧地卧在竹匾里。老爷爷手持蒲扇，弯着腰，忙着给炉子生火，粉墙黛瓦的屋顶正升起袅袅炊烟。寻常是什么？是一对白发老人，相依相伴着，一同老去。

寻常人生，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寻常也是春和景明，好花好天。寻常更是细水长流，一粥一饭，是人世的踏实和温暖。

本文刊于《岁月》2013年第8期。作者李娟，陕西长安人，现居汉水之畔，读书，写作，一位把文字养在心里的作家。《读者》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集《品尝时光的味道》《光阴素描》《决不辜负春天》等。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及“首届孙犁文学奖”。

王敦贤：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我此来绍兴，是拜谒青藤书屋，凭吊饱受世间苦难的明代杰出文学艺术大师徐渭的。

走进书屋大门，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冷清的园子。园子尽头是一间后人重建的前后两室的老式瓦房。前室正中悬挂着明末大画家陈洪绶题写的“青藤书屋”匾额和徐渭的画像。

眼前的书屋与徐渭自己所画的“青藤书屋图”已大相径庭。徐渭的画上，是几间排列不规则的草屋，正如他在画上所题：“几间东倒西歪屋”。而据他题词的下句“一个南腔北调人”来推断，徐渭的晚年直至去世都是在那几间草屋中度过的。尽管书屋为后人重建，但确是在青藤书屋的故址上，这是毋须怀疑的。书屋旁的小天井里，那十尺见方、徐渭所称“天池”的小水池还在，天池正中，树有一方形石柱，上刻“砥柱中流”四字，也是徐渭手笔。靠墙，青砖砌成的花坛上，那一棵郁郁葱葱的青藤虽为后人补植，但在那同样的位置，徐渭手植的一棵青藤也确实在那里蓊郁过。倔强孤傲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的青藤正是徐渭的精神象征，无怪乎他以“青藤”作为自己的别号了。

我在这徐渭狂啸过、痛哭过的青藤书屋里久久地俯仰低徊，默想着徐渭的生平，一阵阵寒意透进骨髓。这位旷世奇才，诗、文、书、画四绝的文学、艺术大家并非恃才傲物的狂狷之士，仅从他的《镜湖竹枝词》即可看出，他是热爱世俗生活的啊！可世俗生活却怎么也容不下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刚刚成年时就给他预设了种种打击，直到他去世。

徐渭少年时便才华显露，可连应了八次乡试，连举人也未考中。他当过幕宾，参加过抗倭斗争并立了功，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曾坐牢六次，先后因受刺激九次。他一生穷困潦倒，晚年靠卖书画度日。为了生存，数千卷心爱的藏书也变卖一空，最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这便是天才的命运吗？

我想，设若命运对徐渭不这样安排，徐渭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假如他不那么张扬个性，在科举考试中从秀才到进士一路顺利，以他的才华，那也就成几品大员了。不但有锦衣玉食、红袖添香的幸福生活，很可能还会有宝马香车、随王伴驾的美好未来。（皇帝需要文学弄臣啊！）即使科举不中，随和一些，隐忍一些，找关系，托门子，拿自己的作品献给名级当权者，如果碰巧遇上了袁宏道这样的吏部官员，即使不拉扯他给他个官职，在门下做个清客总是可能的吧，也可衣食无忧，免遭冻馁啊！

当我踱回展室，看见《黄甲图》和《墨葡萄图》时，立即否定了自己荒唐的设想。徐渭笔下的汪洋恣肆，乃是一个天才画家内心深度焦虑的疯狂宣泄。正是这种宣泄，构成了他艺术的精魂。它是那样的孤高，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卓尔不群，那样的反叛正统。要这样的艺术天才、反传统的斗士去迎合时尚、摧眉折腰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真的放弃坚守，出卖自己，他还能做这水墨淋漓、恣肆放纵的绘画吗？还会有强心铁骨、才横笔豪的书法吗？还会有血气奔涌悲声如诉的诗文吗？不，不会有了。那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称道的徐渭了。往深里想，命运也是公正的，在他那神秘之手的一再敲打下，徐渭落魄、困顿、遭受垢辱，在贫病中死去。但同是这敲打，又造就了徐渭独特的、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品格。

命运之手敲打过古人，也敲打着我们所有的今人。我是来凭吊徐渭的，本以为能在凭吊之后走笔行文，痛斥当年的大人先生们，痛斥当时龌龊的世俗，发几声长叹，给徐渭以深深的悲悯，不想倒是徐渭先生悲悯我了。尽管我未遭冻馁，但我有属于我自己的不说是王国，哪怕一小片精神领地吗？有徐渭那种“深山无人收，颗颗明珠走”，坚信自己是明珠的自信吗？

我站在书屋前，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青藤。这株在人们心目中存活了400多年的青藤啊，它曾经蒙尘，曾经遭垢，曾经枯萎，但它却从不曾死亡。时间的推移，只会使它愈益葱茏。而且，不管今后世事如何变迁，它也会永远葱茏下去。这株青藤已生长在人类历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