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 | 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中的女性身体与现代性想象

[关键词] 女性旧体诗词；女性身体；现代性想象

当我们开始谈论古典诗词中的女性身体，我们实际是在谈论以象喻形式出现的自然物象。云提禅鬓、弱柳扶风、香雾云鬓都是我们在脑海中所能立马闪现的印象，这是我们对古诗中女性身体的总体印象与经验。女权主义者言这是千年父权压迫下，女性身体沦为男性“物品”的悲惨见证。但是“乾称父，坤为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的天人合一文化传统，人道对自然之天、对自然界的信仰与崇拜，也意味着古人对以自然物象为表征的女性身体的崇拜。这样一种沾染着朴素自然观的女性身体崇拜，在西方科学主义精神传入后逐渐分崩离析。在西方现代性想象的观照下，女性身体开始被以物理性的方式“抽丝剥茧”，开始被以科学性的角度认知了解。女诗人也开始以女性身体的“本色化”呈现，替代先前以自然物象出现的女性身体。附着在女性身体之上的宗教感与神圣性，逐渐被现代性祛魅（去神圣化）。，，使得女诗人有了延续女性身体与现代性想象关系的可能性。通过书写女性身体的“阳刚美”，。新时期以来，随着消费主义文化的甚嚣尘上，宗教、意识形态等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越来越少，女性身体变得越来越自由，女性身体内涵也随之有了极大的随意性与丰富的可阐释性空间。在此消费主义的现代语境中，女诗人日渐感受到女性身体的虚无化，并在旧体诗词中通过书写这种“虚无化”，表达着她们对女性身体与现代性的想象。

中国传统文化是“究天人之际”的文化，因此天人关系既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学者张岱曾言，天人关系中的“天”有“广大自然”“最高主宰”的含义。可以说，这一论断基本表述了“天人合一”观念的内核，即是在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天人合一”意味着人将自然神圣化，人对自然怀揣着深切的敬意。这也就是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论语·阳货》）、董仲舒讲的“天人相类”（《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张载讲的“民胞物与”（《正蒙·乾称》）。那么，在此观念下来审视古典诗词中的女性身体，以植物物象象喻的女性身体，便会发现其中潜藏的思维逻辑与价值预设：通过将女性身体“植物化”，并赋予其神圣化的内涵指征，古代文人含蓄内敛地表达着他们对自然的崇敬之情。这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强调自然神圣化的传统农耕文化，也会把女性身体视为神圣。如《诗经·卫风·硕人》篇写女性身体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孟子·尽心篇》言“充实而有光辉”；又如王昌龄《采莲曲》篇在女性身体与莲花的明灭交替中，闪现天人合一的神性。但是，在清末民初，随着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精神的传入， “天”（自然）的神圣性日渐脱魅，“天人合一”观念逐渐被消解。女诗人吕碧城有“人天精契分明证，碧海青天又一逢”（《两渡太平洋皆逢中秋》）言人能与天精神契合，有“瑞雪由来袚不祥，排云我欲呼真宰”（《蔻山赏雪歌》）言人可以对天（“真宰”）呼之即来；至于女诗人冼玉清也有《苦热风雨骤至即景有作》言“懒看天地态，欹枕自高眠”。这里的“天”（自然）已然成为单纯的物质之天，它剥落了神圣性的意义，而沦为单纯性的能指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神圣之天的叛离，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自然神性的祛魅，也意味着以自然物象为载体的女性身体神圣性的祛魅。同样地，对传统神圣女性身体的叛离，也是女性身体现代性的开端。加之，在西方现代性想象的观照下，女性身体开始被以物理性的方式“抽丝剥茧”，开始被以科学性的角度认知了解，女性对自身身体的认知也已经由原始的“混沌感悟法”转换为“科学认知法”，因此女性开始自主剥落掉女性身体之上的原始崇拜，去除传统文化加诸其上的“自然化”特征，开始去神圣化，以“本色”呈现自身身体姿态。而女性旧体诗词作品也在此一时期完成了指向性的转变，即由女性身体“自然化”（神圣化）向女性身体主体性、“本色化”彰显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时期的现代女性在其创作的旧体诗词作品中，借由女性身体，建构了女性文人对西方现代性想象的另一重维度。

头发与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孝经·开宗明义》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但在清军入关后迅疾被“留发不留头”的权力话语更替；辛亥革命完成后，孙中山颁布的第一个大总统令，便是勒令男性“割辫”，但是鲁迅在《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中还是再现了无数国人与“割辫”（头发）的欢喜忧愁。面对此情此景，也无怪乎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感慨：“你可知道头发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当五四时期女性的头发终于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作为最具象征性和女性表现性的部分，她们开始通过掌握头发的自主权，来确定女性身体的属己性，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作为较早沐西学之风的施淑仪，她以对剪发后效果的正面描写，“覆额鬖鬖态更奇”（《徐女生安详剪发经过矣以诗赠之并示昝生希昭孙生景曹》），着力凸现女性对头发样式的独立自主权。为了突出女性头发的“本色美”，陈小翠更是专作一首《沁园春·新美人发》咏呕女性的头发。整首词不仅事无巨细地交代了烫发所需工具（“银钳炙晓”）、如何定型（“熨贴春云”）以及时间的长短（“花阴午”），更是着意突出了新发式的颜色（“金鹅”）、长度（“低遮黛蛾”）还有形状（“宛转旋螺”）。可以说，陈小翠对女性头发本真性的还原与主体性的书写，意味着她对女性身体的现代性祛魅。女诗人对头发的现代性想象，不仅表现在单个女诗人的浅吟低咏中，还表现在女性好友之间作诗互相打趣上。三十年代的上海流行烫发，“盛剪齐眉，清鬟贴耳。生成光滑油油地”（周炼霞《踏莎行·盛剪齐眉》）之姿，顾盼生怜。女诗人周炼霞也追赶潮流，女友陈小翠称赞其“发，无日不曲，甚美也”，但是面对周的盛情相邀，小翠坦言“烫发如定庵病梅，矫揉造作，失其自然”。审美价值的言定，总是在经历了一番审美价值多样化的选择以后，总也体现出选择背后那无法掩藏的独立意识与自主精神。在陈周二人关于头发的审美上，便初显二人对现代女性身体的现代性想象。更不用言，之后二人还就这一小争执互相打趣唱和。不论是周炼霞打趣陈小翠的头发“纤薄似秋云”“波皱如春水”（《踏莎行·盛剪齐眉》），还是陈小翠赞赏周炼霞的头发如“虬发鸳帔”，以及陈的自我调侃“背时村女怕梳头”（《虞美人·戏答周炼霞》），都透露出女诗人对女性自我身躯的不无欣赏的展示。

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事实是：社会是着衣的身体的世界，女性的身体是着衣的身体。换言之，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听任女性身体无修饰。因此在讨论女性身体时，就意味着讨论女性的服饰，因为它与女性身体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女性的身体、服饰以及自我三者，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被人同时想到的。民国时期女诗人在对女性身体进行现代性探索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通过展现女性服饰的主体性与本色美，女诗人彰显着她们对女性身体的现代性想象。周炼霞有“斜坦酥胸闻笑语”（《采桑子》）讲女性友人蕙珍衣着的前卫大胆，也有“临风短帔飘纱结”（《虞美人》）书写闺友陈玉华望月凭栏时，着轻纱短帔，衣服胸前有结作蝴蝶舞的灵逸飘俊。至于陈小翠，她也专门作词《沁园春·新美人裙》一首，书写现代女性服饰的本色美。不论是“竹叶裁成”的纤薄质地，“细处似蜂”的裙腰，还是“一折春波一寸情”的百褶款式，在女诗人眼中，这一席华美的裙子，在“华灯里，讶花开似伞，缀满明星”中绽放。能将“新美人裙”书写的如此流光溢彩、璀璨生辉，足见陈小翠对现代女性服饰的尊重与珍视。其他也还有周炼霞作的《寒衣》。题记中有言“挑灯写成，不知宵夜深何时矣”，当伍尔夫还在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振臂高呼，女诗人陈小翠已然在自己的房间中挑灯沉思至深夜。思想自由，往往意味着身体（服饰）愈发自由。《寒衣》全诗无一处正面着寒衣，但是却又处处可见寒衣的影子。“试把臂弯圈一转，几分肥瘦自应知”可谓以女诗人动作之实，写寒衣形态之虚，一实一虚间尽显寒衣肥阔之态。写瘦，最妙不过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但是李却借“黄花”言人瘦，同样是写瘦，陈小翠却直言“自应知”，一“自”字展现出其鲜明的现代女性独立意识，以及对寒衣的尊重。也是在一“转”一“自”之间，女诗人灵动仙逸的独立精神，以及其对现代女性服饰主体性的表现，尽显现。

三十年代周炼霞曾作《女性的青春美》一文，谈及女性的身体美，她认为一个女性的美，要有修短合度，肥瘦得宜的身体，从而使她成为整个的美的轮廓，这样无论什么人，一接触到眼帘，就会感到诗一样的美妙。不论是冯沅君对女性衣服主体性彰显的“浣衣秋江水，水清鉴毛发”（《浣衣》），还是周炼霞独辟蹊径书写美人剪指甲的《踏莎行·修指甲》，亦或是其直言美人“蛮腰清健不须扶”（《浣溪沙·题陈小翠女士湖楼梦影之一驰马垂纶图（其一）》）“睡衣熨损紫鸳鸯”（《浣溪沙·习习风来透晓凉》），可以说，民国时期女诗人通过她们的旧体诗作，向我们传达了“本色化”的女性身体美，丰富了女性旧体诗词的现代审美内涵，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的现代性想象。

“突变”、“断裂”甚至“断代”，，最常听到的形容。这样的评价似乎在暗示着我们，：民国文学以决绝之姿，；，干脆彻底消灭民国文学。但是，文学史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有关现代性想象的另一种方式。，无数亲历者便已经为我们口传授受了一部知识分子受难史。但是作为亲历者之一的李陀，。他认为“毛话语较之其他话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势是研究者决不能忽视的，这一优势是：毛话语从根本上该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现代话语有着密切关联，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中国现代性话语”，进而他指出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性话语，，并最终造就中国化了的、。可以说，李陀的这番见解是很有说服力的。，，、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另一方面“以‘现代性’做轴心的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与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其文化霸权的进程同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一面要实现像西方列强一样的现代民族家国的构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也要反抗来自“第一世界”的文化。这样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话语，就是李陀口中的中国化的了中国现代性话语。而在此话语背景下，，必然也是中国化了的现代性文化，必然也具有着现代性的双重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想象现代的可能。至于这种现代性想象在女性旧体诗词领域的具体表现，那就是女诗人通过书写女性身体的阳刚美，以建构她们中国化了的现代性想象。

1957年1月，。、，见诗后心内辗转，，并附《菩萨蛮·惊梦》一首以表情意。，欣然提笔《蝶恋花·答李淑一》酬唱。，评论者多从宣扬革命精神的角度，，用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来祭奠烈士的英勇殉国。但是如果抛却此简单化的意识形态论断，深入剖析两首诗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是将李淑一“满衫清泪滋”的女性苍白之泪，转换为“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的集体革命烈士之泪，即实现了“女性之泪”向“集体之泪”的转换；二是将以李淑一为代表的女性阴柔（身体）形象，转换为饱含阳刚的飒爽英姿（身体）形象，即实现了女性（身体）由“阴柔美”向“阳刚美”的转换。第一个层面的转换，，才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接班人，但是换个角度而言，这其实也是讲女性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应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第二个层面的转换，则是否定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即认为在新中国革命建设年代，“男女都一样”，女性应该“不爱红装爱武装”，遮蔽自身“阴柔”的性别身体特质，要以女性“阳刚美”的形象投身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在两首诗的唱和之间，：女性可以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却要以“反现代性”的女性身体“阳刚美”的形象示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通过书写阳刚美的女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彰显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如沈祖棻的《丙午春，珞珈山寓庐碧桃盛开，辄与丽儿留影其下。因忆昔尝于白门明孝陵花下摄影一帧，乱中失去，今三十年矣。感赋小诗二首（《其二》）》：“不将人面比花妍，初试工装色泽鲜。好把拈针挥翰手，铸成铁柱拄新天。”，，即女性只有以阳刚美的形象示人，才能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那么沈祖棻作的这首诗，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践行了这样一种中国化了的现代性话语。传统借花抒情诗，循守法度，以花比美人，温飞卿的“花面交相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语，一言以蔽之此种雷同的审美感悟。但是沈祖棻的这首诗却一反常态，以反语起笔，断然否定前人将“人面比花妍”的陈词，明确指出现代女性应以“工装”这样一种“阳刚美”展现自己的女性身体美。之后更是巧妙地反用俗语“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指出女性应用自己劳动的双手，在工厂流水线上进行现代化生产。可以说，在这首诗中不论是女性身体的整体美——工装，还是女性身体的局部美——翰手，都展现出浓厚的阳刚美的女性身体特点。在整首诗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氛围中，沈祖棻表达了她对女性身体“阳刚美”与现代性想象的思考。又如何香凝在参观顺德丝厂的时候，感叹“千余少女似长龙，把我包围在厂中。敬祝勤劳诸姐妹，做成纺织女英雄”（《记参观顺德丝厂》）。“龙”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常与帝王权力相交织，《史记·高祖本纪》就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清史稿·世祖本纪》也有“世祖……盘旋如龙形”的说法，，讴歌革命事业取得的伟大胜利，不论是“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奴娇·昆仑》）构建的雄浑阳刚美，还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营造的慷慨阳刚美，都彰显出龙意象统摄下的阳刚美。反观何香凝在这首诗中用“龙”意象形容“少女”“姐妹”，称她们身形“似长龙”，可以说是明确地将传统女性身体的“阴柔美”转化为了革命建设年代的“阳刚美”，通过建构女性身体阳刚美这一维度，。还有曾昭燏的《再题墨梅》：“素衣长夜战寒冬，碎雪冲冰出太空。地转天旋香破晓，岭头含笑立东风。”，最著名不过他自己挥笔写就的《卜算子·咏梅》。表面上看，，是将“梅”这一意象，赋予女性特征，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之语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傲风雪的崇高女性形象。，，颂扬人的英勇革命精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借由将个体的女性的“她”暗喻为群体的人，诗人其实在这首诗中重申了这样一种话语范式：女性只有将自己组织化进革命队伍，才能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曾昭燏作的这首咏梅诗，不论是在“梅”的意象更替上，即由个体的“她”转换为集体的革命战士，还是在话语范式的表述上，。《再题墨梅》整首诗起笔以“素衣”写女性形象之高洁、身体之崇高，接着连续用“冲太空”、“香破晓”两个画面彰显女性飒爽英姿，结语“含笑立东风”则以老练的笔法模仿“待到山花烂漫时，，点明女性个体背后的集体主义战士的阳刚美。概而论之，，曾昭燏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基于女性身体阳刚美的现代家国建构的画面。其他也还有茅于美作《蝶恋花·忽做车间纺织女》，言纺织女工身似“万马奔腾尘土路，衔枚疾走难回顾”，以女性身体阳刚美写“棉絮纺纱纱织布”，以及自书心意的“云鬓纵如丝，苍松节不移”（《菩萨蛮·但教留得青山在》），终能报国建社稷。也还有吕小薇的《茨萍重逢王贵华同学邀饮竹叶青酒，示全新诗多章，皆歌颂山林事业者，别后寄赠此诗》，言及虽力有所“衰朽”，但总还是能以“身怀红日”“服务共明时”。，即它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话语这一层面，，是对民国文学的“断裂”。也是基于此种认识，，我们讲这一时期的女诗人在女性身体与现代性的思考方面，提供了更多思考维度的可能性。通过书写女性身体的阳刚美，，建构了她们中国化了的现代性想象。

虽然中国化了的、，，，还是造成女性旧体诗词中女性身体自由度的丧失以及女性身体审美多样性的缺席。毛话语下的女诗人只能通过书写女性身体的“阳刚美”，有限度地表达着她们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但是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催生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成。在消费主义语境下，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将目光放置在颇能吸引眼球、颇具话题性的女性身体之上，、消费主义以及父权制等，消费资本主义建构着女性身体的新维度。而且，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医疗技术使得女性掌控自己的身体、并随意改变自身身体的形态成为可能，科技对女性身体的随意改变，也带动了女性对自身身体意义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因此，在上述外部资本与女性内部审视的合力推动下，消费时代的女性身体，摆脱了曾经加诸其上的各种规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女性身体内涵也随之有了极大的随意性与丰富的可阐释性空间。在此消费主义的现代语境中，女诗人日渐感受到女性身体的虚无化，并在旧体诗词中通过书写这种“虚无化”，表达着她们对女性身体与现代性的想象。

孟依依有诗作“敷粉双腮白，搔头频弄姿。只知涂眼睛，不解画娥眉”写美人。书写美人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态，传统文人已然形成既定的言说方式，乍看之下，孟依依也未能摆脱此种叙事套路，不论是以既定意象“双腮白”写美人“肤如凝脂”的身体，还是用固定场景“涂眼睛”写美人风韵。但是诗中的“不解”二字以突兀之势，言美人美态之憨笨，言其不解男女两性风情，却背离了传统叙事模式中有关女性美要才貌双全的建构。要知道王勃在《七夕赋》中曾言女性要“金声玉韵，蕙心兰质”，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也讲女性要“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慧中”。但是，也正是这一文本结构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这首诗中女性身体美的另一重维度。结合整首诗的题目《临屏咏熊猫》，可知整首诗的叙事主体是熊猫，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上述论美人身体之妖娆多姿，其真正意义上指的便是熊猫的身体憨态可掬；言美人“只知涂眼睛，不解画娥眉”，指向的便是熊猫身体的自然属性：熊猫眼睛周围天然生长的“黑眼圈”，以及眉毛的缺失这一外在特性；至于讲美人之不解风情，其实也是在讲熊猫的憨厚性格。通过置换美人身体为熊猫，孟依依实现了这样一重超越，即是她解构了传统文人加诸女性身体上的固定符号价值，从而让女性身体呈现出女性自主言说的主体性。但是，这一解构行为却也直接导致了女性身体的异质化——女性身体虽然摆脱了传统符号设定，但是却也因被赋予熊猫的身形，而呈现出本质性的不同。那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通过书写女性身体为不同质的物种，孟依依否定了女性身体的实在性，也是在熊猫身体意象与女性身体意象的两相切换间，女性身体的虚无感显现。有同工之处的，还有孟依依的另一首诗《临屏咏熊猫（其七）》：“空有好皮囊，终生为吃忙。嗟来食非易，须作倚门妆”。整首诗依然是以“倚门妆”的显性方式写美人媚态，但隐性层面上却是讲熊猫好吃懒做、空有好看皮相的特性。其他也还有刘如姬的《西江月·迪吧》，写消费主义时代下，众生纸醉金迷，以及在此境遇里女性身体的放浪形骸，不论是“身影都成颓废”“热力随波四射”还是“何方放纵醉今宵”，不怪乎曾峥评价整首词书女性身体形态，是“挟天地人神矫作僵尸之乐”，在女性身体的异质化与虚无飘渺中，女诗人书写着她在消费时代对女性身体与现代性想象的思考。

消费时代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静态单一的交流方式，正在转换成为动态隐性的交流方式。也就是说，在传统沟通中，透过身体这一实在存在的载体，人与人进行着“面对面”的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的交流，但是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与人的沟通交流方式变成匿名的、遮蔽的状态，透过数字模拟信号，作为实体的个人，与虚拟的对方进行沟通交流，不要说对方的相貌无从知晓，甚至对方究竟是实体的人，还只是一堆编程代码，都无法知道。那么在这样一种新型网络交流方式中，女诗人也日渐感知女性身体的虚无化，并写诗吟哦。如蔡淑萍，她在初次接触网络后有写成《初学上网》一诗，相较于普罗大众的涉猎与新奇（“惯听众口颂天恩”），蔡淑萍在“忽见微词纷杂陈”的网络语言呈现状态后，心有戒备的留一警语“茫然四顾浑不辨，孰为虚拟孰为真”。网络世界模糊了世人的存在状态，甚至消弭了人类的肉体，在源源不断地虚拟信号源的传播交流中，女性身体也随之“浑不辨”，以虚无化的肉体状态，游荡在网海。面对网络交流困境中女性身体的虚无化，女诗人刘如姬以更为细节化的场景呈现，书写她的观感。如《定风波·网事》，以颇具辩证意味的语言，“好友隐身遥万里，知否，不过熟悉陌生人”言网络对人心的改变，在此苍凉语境中，“惘然我亦网中尘”读来有老庄之哲学迷思，想来女性身体也只是这人世网里的一缕尘，飘然无踪迹。至于她的《减字木兰花·游离网海》，同样写“虚拟空间疑我在”，以虚拟的网络空间写女性身体的虚拟，至于“休询马甲，假面于今纷六合”则是言女性身体的可随意操纵性，最后哀伤感叹“过眼芸芸都是烟”，表达着她对网络世界中女性身体虚无化的现代性想象。

不论是孟依依假托熊猫意象写女性身体的虚无化，还是蔡淑萍借由网络言女性身体的虚无化，她们都是借由第三方的客体，表达消费主义现代性的语境中，自身对女性身体虚无化的感受，而女诗人发初覆眉与刘如姬，则是直接对女性身体的虚无状态进行发问，在审视其虚无性状态的过程中，展开自己哲学层面的思考。先来看刘如姬的《沁园春·问》。词的上阕，诗人连用三个第一人称的“我”发问，“我本何来？我欲何为？我待何归？”直面女性生命的终极意义与目标，振聋发聩地呼喊出她对女性自身终极问题的思考。词的下阕，诗人继续发问“我死何悲？我生何证？”身体的无所附丽、身体价值的不可获得，必然意味着身体形态的虚无化与精神的缺失，面对女性身体实体的空缺，也面对此惨淡的女性生命历程，女诗人沉痛言及“且纵形骸一醉之”，唯有呼酒买醉而已。可以说，此放纵形骸之下，掩藏着女诗人一颗慷慨苍凉之心，因对女性生命哲学的探寻而不得，因女性身体的虚无而不能止，在翻江倒海、一气直下的高亢情绪中，女诗人表达着她对女性身体的现代性想象。与《沁园春·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发初覆眉所作的《减兰·我（其一）》。如果说刘如姬是直面女性身体的虚无化而吟诗，那么发初覆眉则是将女性身体建构在黑暗上，借由虚无的暗黑之光，言及女性身体如暗夜般鬼魅虚空。诗人在词中连用八个浸染着黑夜意识的“我”，写了女性身体“生如魇”、“死如睡莲”。具体来说，“我”（女性）一出生便与黑夜保持隐秘关系，黑夜像贯穿“我”（女性）身体与精神的隐形语言，伴随“我”（女性）成长，不论是“合清眸”还是“化天河”。借由“我”在黑夜中的出生、成长、毁灭与重生，即是女性身体的显现、消失与重现，发初覆眉表达了自己对女性身体的心绪，即她认为女性身体应与黑夜有着天然性的联系，在黑夜意识的遮蔽中，女性身体自应呈现出虚无性特征。这不同以往的独特女性身体感悟，展现着她对女性身体的独特体验，闪耀着其对现代性想象的光芒。

通过书写不同时期女性身体在头发、衣着、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女诗人建构着中国化的现代女性身体形象；在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规训、，女诗人架构着中国化的女性身体与现代性想象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女性旧体诗词中的女性主义话语，它超越了西方女权主义陷入女性身体的文化任意性的泥沼，克服了西方女权主义只要解构、不要建构的怪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深入挖掘百年来女性旧体诗词中的女性身体意象，梳理百年来女性身体与现代性想象的关联，并将其内部贯穿的线索加以整合，本文揭示了百年来女诗人在女性身体与现代性想象这一维度所作的艰苦探索与取得的卓越成就，可以说，百年来女性旧体诗词对女性身体与现代性的建构，丰富了近代以来国人有关现代性想象的维度，同时也为百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身体意蕴“添砖加瓦”。

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张岱：《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有关古典诗词中女性身体自然化的论断，目前研究界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著名如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指出：惊人的倒是历代文人们对女性外观想象模式上的大同小异，尤其表现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法上，即将所写女性形象“物品化”，最常见的譬喻有如花似玉、眉如远山、指如春葱。从其所列举的例子来看，女性形象的“物品化”其实就是“自然化”。

 李芳：《女性主义道德教育评析》，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4-65页。

 耿传明：《天人关系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陈小翠：《虞美人·戏答周炼霞·序》，《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其人与其诗》，周炼霞著、刘聪辑，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2页。

 周炼霞：《寒夜·题记》，《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其人与其诗》，周炼霞著、刘聪辑，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周炼霞：《女性的青春美》，《遗珠》，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

汪晖：《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几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周振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9页。

曾峥评、刘如姬著：《西江月·迪吧》，载《如果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本文原载《新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本期制作：青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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