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杭州美爆了,但是……

赏花是古代人生活中的一种雅兴。最早的赏花活动是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芳姿，观赏万物丛中的花色美景，并由此构成了游乐消遣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人们对生活要求的提高，出现了人工培植的花卉和人造的花园，能工巧匠们利用人类的勤劳与智慧，把花类植物栽养得更加妖娆，为大自然再添无限美好的人工景致，从而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观赏领域。

云南罗平牛街螺丝田的油菜花

隋唐时代，人们已经把赏花视为游玩的一个主要项目，无论是自然界中的山花野葩，还是人工培育的国色天姿，都吸引着无数的观赏者。隋炀帝率领庞大的队伍直下扬州，除了其它因素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观看扬州的琼花。武则天时期，洛阳牡丹开始名扬天下，一代女皇对此格外垂爱，每值花开之际，都要举行一定的庆赏活动，宴饮歌赋，为之助兴。唐穆宗同样是一个花迷，据《王尘录》记载：“穆宗每宫中花香，则以重顶帐蒙蔽栏槛，置惜春御史掌之，号曰括香。”而穆宗本人就陶醉在花丛帐里，仔细嗅赏着鲜花的馨香。

唐代人在赏花过程中注入了多种情调，有人寻芳远去，醉饮花下；有人围栏移木，汇簇芳丛；更有人摘枝插花，闻香斗色。花卉世界的美姿芳容都被人们囊括到日常生活之中，感染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载：“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这种赏花形式在当时极为流行，称为“看花马”。而一些豪贵人家，则全力制作精美的人工花景。上书又载：“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观赏，目之为移春槛。”杨氏贵戚又建造了奢华的赏花楼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焉”。南唐时，李后主命人采来许多鲜花，“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清异录》卷上）。人们用美丽的花木把生活环境装扮得绚丽夺目。

山桃花

唐人还有“斗花”的习惯，大家争相拿出奇花异枝，斗比争艳。《开元天宝遗事》卷下就说：“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清异录》卷上亦载：“刘鋹在国，春深，令宫人斗花，凌晨开后苑，各任采择，……普集角胜负于殿中。”为了取得斗花的胜利，人们想方设法搜索名贵花木，由此而带动了养花业的高度发展，养花、卖花以及花品交易都成为固定行业。美丽的鲜花除了供人观赏之外，又显示出巨大的商品价值。

到宋朝时，赏花消遣之风已经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环境的美化、居室的布置，以至宴饮的餐设、衣饰的佩戴，都离不开鲜花的点缀。而大型花圃更是遍布全国，并出现以地域为特色的花卉阵容，一花独秀亦可闻名全国。人们赏花的兴致一年高过一年，凡是鲜花盛开的地方，无论是野山峡谷，还是私家园林，都引来成群结队的游客，汇成浩浩荡荡的赏花大军。

洛阳自古为花卉中心，宋朝时姿色更艳。北宋王朝立都开封，每年都要从洛阳索取大量花木，用以装点京城；而洛阳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花卉供应地，绿枝红葩，屡屡输出，时称“洛阳贡花”。每当洛阳鲜花到达京城，赏花者还要举办各种庆祝活动，以至花街柳巷，为之倾动。在洛阳城内外，赏花风潮数月不退，能够持续相当一段时期。邵伯温《闻见前录》记载说：“洛中风俗，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集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买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举城上下，全部沉醉在花山人海之中，尽情地领略鲜花给人们带来的美妙情趣。

杜鹃

杭州是南宋王朝立都之地，依山傍湖，植被茂密，堪称江南最美的花卉世界。每值鲜花怒放，满山染色，居民们都要涌入绿茵红芳之地，戏赏游玩，就是私人园圃也免不了被万众践踵。《梦梁录》卷一说：“仲春十五日为花朝节，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花争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扬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花异木。”秋季来临，菊花独展，人们又转而进行赏菊活动。上书卷五又载：每逢重阳之际，从皇帝到贵戚都要出门赏菊，而“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当时的菊花品种已达七八十种，甚得居人喜爱。

扬州花木以芍药著名，城乡之间，到处是花农培栽的园圃，王观《扬州芍药谱》曾记载，朱家园圃的芍药“最为冠绝”，他家共有南、北二圃，种植量达五六万株。除此之外，尚有卞氏、袁氏、徐氏等大户花主，所培植都不下数万株。《后山谈丛》卷二说：“花之名天下者，洛阳牡丹，广陵芍药。”梅尧臣也有“洛阳卖牡丹，江都买芍药。卖与富人欢，买为游子乐”（《宛陵集》卷五七《杨乐道留饮席上》）的诗咏，反映了扬州芍药的知名度。蔡京担任扬州太守时，曾举办了一次“万花会”，使用了芍药花“十余万枝”（《仇池笔记》卷上），场面极其壮观。

宋代人最喜欢观赏的花木品种是芍药和牡丹，这两种名花以扬州和洛阳为胜地，但也遍栽于全国各地，形成了众星拱月式的赏花群体。《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说：苏州有“牡丹多品，游人是观，繁丽贵重，盛亚京洛”。《越中牡丹花品序》说：绍兴一带遍植牡丹，其绝丽者就有三十二种，“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间亲疏，谓之看花局”。在四川彭州也有一处牡丹王国，那里的居民几乎都是花农，所业植者主要是牡丹，每值春暖花开，连畛相望，尽是芳菲。陆游《天彭牡丹谱》记载：“天彭之花，遂冠两川”，“赏花者多集于此”。汪元量《彭州歌》中留有“彭州又曰牡丹乡，花月人称小洛阳”的吟颂。苏轼曾记述过吉祥寺举办的牡丹观赏活动，当时花有千本，品以百数，而“观者数万人”（《东坡全集》卷二四）。芍药花的栽植与观摩也不亚于牡丹，在山东密州、河南陈州，都举办过芍药花会，游赏之众，铺天卷地而来。苏轼《玉盘盂》诗序有云：“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当时聚花多达七千余朵，繁丽丰硕，景色动人。陈州芍药除了供当地人游赏之外，还曾大批入贡京城，三百里的交通线，日夜传芳，首尾相顾，一片馨香。除牡丹和芍药之外，宋人欣赏的花木还有梅花、桃花、海棠、玉兰、绣球，多达数百种。

明清时期，人们对花卉的欣赏投入了更大的兴趣，尤其是长期的人工培育已形成众多的花卉风景区，更加扩充了生活游乐的场所。在都城北京，赏花习俗大为高涨，人们成群结队，奔赴鲜花荟萃之地，纵情去观赏美丽的花景，借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生活向往。无论是哪一种花木，都曾博得京人的青睐。方濬颐《梦园丛谈》记载说：“极乐寺之海棠，枣花寺之牡丹，丰台之芍药，十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天宁、花之两寺之菊花，自春徂秋，游踪不绝于路。”一城花景，尽被游人收入眼底。明朝时，京城居民常去韦公寺观海棠，曾有花迷夜宿于海棠花下，与花香园地结为伴侣。清朝人又多集聚在三官庙赏海棠，一时车马塞路。十刹海是京城的赏荷中心，每年农历六月，士女云集此处，观花游乐。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凡花开时，北岸一带风景最佳，绿柳垂丝，红衣腻粉，花光人面，掩映迷离，真不知人之为人、花之为花矣。”莲花池以莲花闻名，红、白二色，交织如画，每当三伏盛夏，“都人结侣携觞，酌酒赏花，遍集天下”（《帝京岁时纪胜·六月》）。到了秋季，京城再掀赏菊风潮，寺院府邸，尽设菊花，一片金黄景色，点染都市。尤其是天宁寺里的菊景，最为引人入胜，李静山《天宁寺》诗有云：“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花开。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齐带玉人来。”京城的养花基地主要集中在丰台、草桥两地，春有百花，冬设温室，而赏花游客干脆携带毡席饮具，直接在花丛铺陈就坐，饮酒赏花，流连多日。

在山东各地，花业兴隆，赏花娱乐的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兖州境地以芍药和菊花著名，而菏泽乡镇又以牡丹见称。每值花季，，遍布花间，景色相当壮观。据《陶庵梦忆》卷六记载，兖州赏花别有情调，当地“种芍药者如种麦”，花海一望无际，居民们“花时宴客，棚于路、彩于门、衣于壁、障于屏、缀于帘、簪于席、裀于阶”，都用芍药花作装饰，普天上下，室内室外，全部被鲜花笼罩，人们完全陶醉在花的海洋之中。到了秋季，兖州更有“菊海”之称，“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几乎所有的吃穿用住，都被菊花包围。兖州人赏花，可说是无处不插花、无人不爱花了。天下之大，花草之多，而癖花之魁，非此地莫属。

南方各地，气候湿润，花木品种繁多，为赏花寻趣提供了有利条件，故而长江以南，处处可见花影人踪。天台牡丹曾一度贯誉浙江，而当地人赏花之际，还要扎起戏台，班演剧目，使人花中闻香，花外陶醉。苏州荷花也很有名气，当地居民常于盛夏之际避暑赏花。《清嘉录》卷六记载说：“洞庭西山之址消夏湾，为荷花最深处，夏末舒华，灿若锦绣，游人放櫂纳凉，花香云影，皓月澄波，往往留梦湾中，越宿而归。”在广东珠江南岸，有一大片素馨花田，供应南粤花会。盛夏花开，传香天下。《广东新语》卷二七记载：“广中七七之夕，多为素馨花艇，游泛海珠及西濠香浦；秋冬作火清醮，则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广州人把素馨花视为最美好的欣赏物品，夏季用花扎成彩舟，秋季则点缀成灯，从而使名花的欣赏扩展到更多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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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史知识》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