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背后:中国科研成果转化万亿蓝海市场露真容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07-10 16:36:33

运营服务中国科学“成”果难在哪? 图片来自“网”

“中美贸易战”挑动了中国商业与科技领域紧张神经。

自2018年起,美国以各类理由开始对中国发起贸易战,2019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将华为、大疆创新、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纳入“实体名单”,限制企业向此类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

紧随其后的是各类企业风声鹤唳,从谷歌、ARM断供华为到科学研究组织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移除华为审稿人资格,华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未来或将面临关键零件缺失,尽管华为表示将全力保障用户产品与服务,但此次制裁还是引发了中国产学研各界思考核心技术的重要性,解决关键技术节点不被“卡脖子”的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样科技人才、先进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为何面临技术封锁后仍会出现短期危机?为此成立于2010年的科学英雄(北京培宏望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石戈夫在接受企业服务频道采访时解释道,其核心本质并不在于中国缺乏技术,而是缺乏体系化,规模化的由单纯技术向商业应用的转化路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科技成果转化。

科学技术不仅诞生于企业,在中国更诞生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于企业与高校院所在研发动因不同,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化产品的技术研发,而高校院所则更侧重于技术发展研发,在各自发展中存在明显鸿沟,进而在过去产学研无法在技术转化上形成有效流转。

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先后颁布“联邦技术转移法案”、“12591号行政命令”和“国家技术转让竞争法”,为联邦实验室向企业实施技术转让和商业化提供了系统化的法律依据。其后美国颁布著名的《拜杜法案》,法案规定:在美国,凡是使用政府科技或企业资本投入产生的成果,其知识产权获得的收益大致是 “一分为三”,约1/3归学校或公司,约1/3归研发团队,约1/3归负责转化成果的中小创新企业。

这一法案致力推动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通过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激励了科研链条每一环节,促进“科技”向“成果”转化。凭借该法案,美国建立了丰富的大学科技转化办公室、孵化器、科学园,这措施也极大推动了美国科技商业发展。

石戈夫对表示,欧美国家的模式主要是以大学院所或技术性企业通过卖技术方案或者技术实施许可,将技术以服务的形式进行转移,将企业由产品驱动转为技术驱动,通过技术交易的方式,增加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含金量,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高校院所与企业在研发动因不同,在成果转化上高校与企业之间需要明确的中介来衔接二者,一方面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动市场向科研的投入,例如美国高校概念中心可以获得多方资金支持,依托大学知识产业的产权商业化持续获得科研基金支持;另一方面企业也希望获得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成果落地过程中得要求利益惠及机构和个人。石戈夫对表示,科学英雄做的事情类似于概念中心,对于企业的需求通过科学英雄技术转移平台由研究开发机构定制研发,从而解决了科研机构研发方向与市场不匹配的问题。

综上可以看出,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少不了:国家层面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立法、独立于高校院所和企业的成果转化机构、合理的科技成果转化流转机制。

对于中国而言,此次中美贸易危机不仅引发了中国对科研技术研发的强烈关注,更是引发中国科技成果转化这一相对冷门市场的强关注。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仍偏低。

根据教育部《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高校全年专利授权数共229458项,技术合同形式转让数仅为4803件,中国高校科技专利转化率仅为2%。根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中国市场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发达国家高的可以达到40%。放眼全球,美国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确实比较成功,数据显示,全美公有超过3000所高校,仅斯坦福大学平均每年公布400到500件专利,授权实现转化的约为100件。

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曾公开表示,中科院有效发明专利的平均维持时间仅5.2年,维持在10年以上的占比为5.5%,维持5年以下的占比接近62.4%,有效维持时间多在第2-7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专利成果并没有进行转化。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目前正在不断完善相关立法。2007年中国颁布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将科研成果所有权由国家所有转为单位所有,但还未惠及发明人,进而造成科研市场转化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2010年,国务院原则同意中关村先行先试,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对于部分技术可以自行处置市场化,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开始进入市场与研究双驱动发展时代。特别是国家对发明专利的放权,个人在成果转化的收益占比持续提升,创造了技术向市场化驱动的强大动机。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果促进科技成果转换法》,2019年北京市也宣布拟设专项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并发布《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从成果权益、转化实施、政府支持与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明确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办法。

对比之下,中国的转换动能开始逐步增加。石戈夫指出,传统科学技术转化并未惠及个人,从个人到单位推进成果转化积极性都不高;随着国家政策逐步放开单位到个人技术转让、成果转化等,一些个人也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收益,进而高校也开始有意识寻求机构进行成果转化。

但是从现在发展来看,还存在着政府政策干预过多、各省市政策不一等一系列亟待解决地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包含北京、江苏、内蒙古、山东、武汉、青岛在内的6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制定了地方技术转移或成果转化服务标准,全国范围内的法律政策制定直接刺激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发展。

尽管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主要阵地,在科技成果产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受限于高校机构属性、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条件,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目前来看,主要在于独立的中介机构广泛缺失与合理转化机制的待完善。

国内的先进技术成果多诞生于科研机构和高校实验室,在成果转化上,国内仍以单位或教授个人为主体做成果转化,单位和个人可能出现的成果转化贪腐,而中介机构则可以起到很好的管理与推进作用,特别是一家具有专门资质认证并独立于企业和高校的机构更适合开展成果转化。

北京技术市场协会与中技所从2019年5月20日起开始推行技术经纪人进场模式,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交易服务,中技所推荐了10家技术转移机构和10名优秀技术经纪人,其中科学英雄作为唯一的全牌照综合类民营技术转移机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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