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源流考

凡有近水处，即闻麻将声

　　对于国人的平日嬉戏而言，围棋太过拖沓，扑克赌气太重，骰子又似乎略显简单，唯有麻将——节奏适中、走势多变、趣味丰富、既讲究天算又讲究人算，甚至连搓乱麻将牌的过程都显得趣味十足。

　　中国人讲求“隐”的哲学，麻将却是一个“显”的游戏，是个难得的了解他人的途径，含蓄的国人从中受益匪浅，良好的传承与此脱不开关系。几圈下来，一个人的品性就可以猜测个八成。

　　有些人见不得输，一会埋怨坐向不对，一会埋怨他人吸烟影响发挥；有些人耐不住赢，手里什么牌脸上写得清清楚楚，和了几把就想做起十三幺清一色；有些人性子急躁，瞪眼、催牌，不了解的还以为他一会约了相亲；有些人深不可测，牌面琢磨不透，喜怒不显于神情。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牌。

　　小小一座方城，四人围坐巧斗。牌起牌落之间，一坐就是数百年不息。

　　虽然关于麻将的起源传说纷繁众多，但大多未能体现客观依据，即便是古籍中的记载也往往各执一词，虚实难辨。英文文献中常见的说法是“孔子发明了麻将”——然而在清代之前的文献记载中，并未见到与麻将相似的游戏，这一说法无疑是不可信的。

1922年出版的《麻将指南》上印有“2200年前孔子的游戏，当下的风潮”字样。

最早的博戏“六博”

　　关于麻将文化的异国传播此处暂压不表，在了解麻将演变历史之前，不妨先认识一下麻将、纸牌、骰子三大重要游戏项目的共同源头——最早的博戏“六博”。

　　六博：两人对峙，各自持有6颗棋子，牌面上另外还有6条名为“琼”的长形竹片，是早期骰子的原型。两方轮流掷琼来决定棋子的进退，有点飞行棋的意思。商周时期的帝王武乙就曾经有过跟天神玩六博的故事：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谬辱之。

——《史记·殷本纪》

　　大致意思是，武乙做了人偶代表天神，让人代天神跟他玩六博。手下人哪敢赢天子，“天神”当然输了，武乙就可劲羞辱天神。

四川东汉画像石棺仙人六博图。

“骰子”的来源

　　后来博戏中的棋子逐渐发展成象棋，而琼则演化成了麻将中的必备道具——骰子。

　　到了唐代，骰子更是成为一种广泛的独立博具。根据《西墅记》的记载，唐明皇有一回跟杨贵妃玩骰子，只有掷出两个“四”才能转败为胜。于是唐明皇一面举骰投掷，一面连呼“重四（四啊四啊……四啊四啊……）”。

　　骰子停定，正好两个四。唐明皇开心得像个孩子，令高力士将骰子的四点涂为红色，因此直到今天，骰子的一、四两面为红色（虽然一面为何也是红色至今仍没有说法）。 用6个骰子决胜负的戏娱方法称为骰子格，听起来与现代的“吹牛”玩法略显相似。

“叶子戏”——中国最早的纸牌游戏

　　差不多是骰子格形成的同一时间，人们还在玩一种中国最早的纸牌游戏——叶子戏。牌面上印有4种花色，指代钱币数量，基本玩法为以大击小，最早的记载源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

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通宵战斗，拿夜明珠照明来玩叶子戏，1300多年前的这个公主无疑也是一位战士。

叶子戏所使用的部分牌面。

　　不仅是个战士，这位同昌公主还是位“主子”。作为唐懿宗最为喜欢的女儿，同昌公主喝的是清晨从花瓣上收集的“澄水”，穿的是一件就能过冬的”火蚕衣“，出行做的是“晶荧照灼”的“七宝步辇”——但就是这么一位主子，也架不住叶子戏的诱惑。

风靡百年的“马吊”——麻将的前身

　　宋代依旧是叶子戏盛行的时期，臭名昭著的宋太宗甚至下旨让嫔妃宫娥们都去学叶子戏，借以陪伴自己消夜。但当时的叶子戏仍然只流行于宫中，南宋时期才开始在民间得到普及，其中一个分支演化成了纸牌游戏，另一种则以马吊的玩法继续着香火。

　　这里有个非常显著的差别产生：马吊虽然脱胎于叶子戏，但区别于叶子戏以大击小的玩法，马吊则开了凑牌游戏的先河，因此被视为麻将的前身。一副马吊叶子牌分为文钱、索子、万字（万贯）三种共计30张，即为早期的“筒、索、万”。

　　与现代麻将一样，马吊要求四人参与，一人坐庄三人敲庄令其下庄。三缺一的话可以换个三人玩法，叫“蟾吊（取三脚金蟾招财进宝之意）”，两人可以玩“梯子吊”，《金瓶梅》第五十一回里头，西门庆的女儿和陈经济玩的就是这个梯子吊。所以也就能理解马吊一词中“马”的来源了——梯子两条腿、金蟾三条腿、马四条腿。

因同属叶子戏，马吊的牌面与叶子戏大体相同。

　　这个斗智斗勇的游戏在中华大陆上风靡了数百年。明末崇祯时期，大学士周延儒奉皇命出城视察军情，“既出都百里，旗牌持令箭，飞马回京”。大家都以为是有啥重大战情要报告，人心惶惶，结果只是为了“取纸牌诸弄具而已”。这也难怪明朝遗老吴伟业（此人也是一代大师，近年来更有学者考证他为《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大叹“明之亡，亡于马吊”了。

“和牌”

　　直到清朝初期，马吊仍然是主流游戏，但很快发展成了默和牌，大致是以“默默地和牌”简缩而成。

图为叶子戏的一种变体——水浒牌，上有刻画108位水浒英雄，栩栩如生。

　　再往后，人们在默和牌的基础上发明了碰和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贾母与薛姨妈、王熙凤玩的就是碰和牌。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贾母单吊一张二筒，使眼色给王熙凤。王熙凤“故意踌躇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再顶不下来的。’”

　　薛姨妈顺着话语让她打出来瞧瞧，等王熙凤亮牌后，薛姨妈笑着说：“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王熙凤顺势笑着说自己打错了。倒是贾母却忙不迭说到：“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的不成！”

　　从这个角度来说，麻将能让参与者将社交暧昧化，牌起牌落之间关系熟络了，面子给足了。倒不是说游戏本身便立足于这个需求——这只是国人性格使然，情感太细腻以至于需要借用游戏委婉表达，才能相互都有面子。

清代晚期的麻将馆，墙壁上赫然贴有“大杀三方”四字。

现代麻将的成型

　　麻将作为这一游戏的用名，目前最早见于小说《宦海升沉录》（1909）——相比之下，“麻雀”作为牌戏名称的出现更早，首见于清末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1894），历史上第一部麻雀牌谱《绘图麻雀牌谱》（1914）也是以“麻雀”作为游戏名称，可见如今我们所用的“麻将”一词并非原名。

　　晚清遗老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中同样记载了称谓演变的相关信息：吴语中“鸟”的读音是“diào”，马吊在演变成麻将的过程中发生了变音，成了“麻 diào”，即为麻雀，因此而得名。

　　根据传播最为广泛的说法，麻将是由晚清时期的宁波人陈鱼门所创。传说中陈鱼门以出海捕鱼为业，捕鱼太无聊就改良了一种名为“公侯将相牌”的马吊牌戏变体的玩法，又将原来的纸牌换成了风刮不走浪打不湿的竹质牌，得以发明了麻将。

图为上世纪20年代美国制作的空心铁皮麻将，这种麻将牌的制作方式在当时是最为实惠的。

　　这位陈鱼门历史上确有其人，道光年间贡生，后来官居三品，太平天国期间负责筹措浙江全省的军饷，得到过左宗棠的赏识。更有意思的是，这位清朝官员竟然还学过英文。

　　关于陈鱼生，2008年CCTV10一期关于博戏的《探索·发现》节目中交代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与陈鱼门交往密切，写给友人的信件中提到过陈鱼门教他打麻将的趣事。然而节目仅仅交代了故事，并未见到信件真迹。

　　节目组在节目中提到这个讯息来自日本“麻雀博物馆”的创办人野口恭一郎，后来美国作家汤姆·斯劳珀（Tom Sloper）曾联同英、法、日的三位麻雀研究者向千叶麻雀博物馆索取日记副本，后者同样表示无此馆藏。

末代皇帝溥仪御用的五彩螺钿牌原来便是藏于这个麻雀博物馆中，2013年为遵循野口恭一郎的遗愿，将其归还中国。

　　根据前文提到的《清稗类钞》中所记载，麻将传入宁波的历史契机是“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因此在这个说法中，麻将是太平军发明的。但根据《中国赌博史》的观点，太平天国曾下过多次赌博禁令，其中只提到骨牌和骰子，没有提过麻将。因此太平天国创制麻将的说法同样有着较大可疑。

　　此外还有郑和发明说、万秉迢发明说等数种说法，也都没有能够坐实的依据。

　　转眼间大清倒台，麻将随着历史大流来到民国时期。麻将在民国有多流行？往南看看上海，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手打造“福煦路181号赌场”引领时代潮流，每天近两万中外赌徒在夜上海的氤氲水汽中厮杀，主要赌具正是麻将。往北看看天津，外国人资本介入，赌场遍地开花，达3000多个，使得天津成为了当时继上海之后的国际性大赌城，主要用具仍然是麻将。

　　1939年从苏联回来之后，曾经跟蒋委员长两次建议禁止麻将，后者均未表态。而根据《申报》记载，、福州开办麻将工厂，生产麻将做出口生意。刚刚回国，显然不太了解父亲在麻将文化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

　　在每个时代，文人或许都是社会上最敏感的群体。在胡适的《麻将》一文中，他与麻将的爱恨情仇无疑深刻表现了这一点。胡适妻子江冬秀是个老牌骨，经常在家中设局搓麻，赢来的钱贴补家用，因此难免有三缺一的时候，这时候胡适就需要发挥男主人的作用了。

　　嗯，我们必须要承认，以三缺一为理由对他人发出的麻局之邀，带有难以掩饰的道德绑架成分。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合照。

　　但胡适本人喜欢打麻将吗？很可惜，胡适在随笔《麻将》中给出的评价是这样的：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不仅如此，胡适还给全国人民算了一笔账：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这个算法有没有很熟悉？大思想家胡适无疑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从业者。虽然对麻将文征笔伐，但是在他的《胡适留学日记》里头，仅1910年8月就有10天记录了“打牌”二字。其中的8月5日，全天日记仅有两字——打牌；24日则记录了“打牌两次”。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老实。

　　同代几位能叫得上名的文人墨客，技术差距也很大。据说梁启超极为热衷麻将，甚至能快速解牌，并发出感慨“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辜鸿铭跟老舍也喜欢打，但打得都不太行，前者被称为“光绪（光输）皇帝“，后者打牌打到秃发。

　　然而在胡适的这篇《麻将》随笔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关于麻将海外传播的相关信息：

　　“前几年，麻将牌忽然行到海外，成为出口货的一宗……欧美人竟发了麻将狂热了。谁也梦想不到东方文明征服西洋的先锋队却是那一百三十六个麻将军！”

上世纪20年代，纽约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Waldorf Astoria）开授的麻将课程。

　　胡适的这篇文章写于1919年，可见麻将在海外的兴起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此外，1925年的《》中也已经出现了关于麻将的报道；1920-1924年的短短四年间，第一本英文麻将说明《麻将规则》（Mah-Jongg Rules）重印了12版；美国1922年进口的13万多套麻将抢售一空，即使售价高达500美元一套。1923年的美国人口为1.11亿人，其中便有1500万人在玩麻将，占了总人口的13.5%。

四个亚洲面孔在当时的西雅图移民中心打麻将。图源：西雅图历史工业博物馆，1938年

　　从成型到现在短短百余年，麻将文化能够在本土绵绵不息，更在海外生根发芽，自然可以归因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群众基础、游戏本身极高的娱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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